也许，《审判“女性主义”？——第一世界/第三世界的女性对话》，是张小虹写得最具理论色彩的一篇。作者清醒地意识到，女权主义的困境不仅在于容易僵化的“主义”话语形式，而且当敞开其揭示现代生存普遍性的表面伪装后，女性主义往往又呈现出其中产阶级——异性恋取向——学院派中心的原形。本文从多方面厘清性别与种族复杂问题，探讨第一世界女性主义与第三世界妇女解放运动之异同，在跨文化跨国界的讨论框架中重审以下问题：第一世界女性主义‘“以白概全”的假设以及全球性策略的缺失，第一世界女性主义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纠葛，第一世界女性“姊妹盟”的诉求与第三世界国家民族主义的冲突。张小虹清醒地看到“白种女性要打入白种男性权力中心的同时，常常疏忽了这些争取到的位子是建立在种族歧视或剥削第三世界国家的基础之上，于是在男女分享权力的口号下，她们成为新的压迫者。当她们一心一意要发展新女性文化、打破传统父权桎梏的同时，往往仍是在欧美原有的文化架构中打转，忘了反省这架构中内存的民族本位主义与优越感。这些缺失推到极端，将使国际女性主义变成另一种新帝国、新殖民主义。”[19]这一看法尤为重要，因为第三世界妇女不仅在本土受到性别歧视，而且在面对西方话语中心时，还遭受到西方中心话语的国际女性主义的他者话语的凝视。因此，应该强调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女性对话中建设性的积极一面，而去除其话语冲突和歧视的一面。第一世界女性必得重新反省其理论建构与优越心态，第三世界女性也须参考西方女性主义之研究与经验，接受她们对性别压迫关注的提醒。进入现实话语层面，张小虹指出，女性在当今社会的知识学习中充满了问题。根据Adrienne Rich（瑞琪）《朝向女性中心的大学》的说法，“大学教育为传统父权家庭的翻版，在行政系统中，权力中心（上自校长下自系主任）为男性把持，女性被排挤在外，在教学过程中，以男性思考方式为主宰，女性观点被压抑。……埋首书堆做研究报告的我们，既不能依据女性的观点做一个抗拒的读者，也不致力重新恢复遗落的女性传统——如女性史观、女性文学史、女性文化等。这些现象让我们不禁怀疑女性在知识殿堂内的存在，是否只是一种隐形的存在？”[20]这种直面台湾地区教育问题的现实的理论勇气，这种通过后殖民理论和女权主义理论分析当下自身的处境问题的批评实践，是很有启发意义的工作。
大体上看，张小虹的研究，在女性主义的权力霸权话语中，保持了一份冷静清醒的理性，同时尽可能避免写得男性化的问题和话语表述方式，甚至有意识地破除男性话语的僵硬和板滞，而是以短小的篇幅、灵动的思想、丰富的例证、娓娓道来的女性话语，直觉般地将问题揭示出来。因而，这种女性主义风格和后殖民的边缘态度，尤其显得引人注目。
(二)，殖民话语与电影帝国。
陈儒修[21]《电影中的台湾意识：殖民论述与殖民记忆》一文中认为，主体性问题无所不在，但是在后殖民时期，主体性则成为一个问题。他在讨论前，先对“后殖民”与“去殖民”的加以定义：“所谓‘殖民’，可视为西方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实践；‘后殖民’则为重要的论述场域，用以解释跨国资本主义与国族、民族主义与个人、主体性与文化认同等多面向的关系；而‘去殖民’则须视为被殖民主体行动的力量（与开始），用以脱离殖民经验所产生的困境。殖民的的概念出现在欧洲古老帝国在贸易与武力方面所进行的全球性扩张。其历史可追溯至十四、十五世纪，一直到本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三十年，可说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重要的经验。”[22]在做出具体定义后，陈儒修对英法西班牙荷兰以及日本的殖民统治形态进行了分析，认为英国经营殖民地是为了要更方便地取得矿藏、输出原料和扩展海外市场。法国则采行文化同化政策，吸引菁英份子到法国求取知识并成为当地政府的技术官僚。“台湾的殖民经验又与上述的情况不同，日本之前的西班牙、荷兰等国把台湾当成军事据点，一切建设是想把台湾变成一座海上堡垒。到了日本政府时期，他们期望把台湾变成医院与谷仓，所以鼓励台湾留学生学医、学农，又与英国、法国不同。……殖民不单单是一个外来政权强加统治另一个民族，它促成社会结构的变化，通常是使一个农业社会转型为工业社会。西方国家把他们引以为傲的艺术文化、基督教伦理、资本主义等概念带到殖民地，然后称之为进步的力量。”[23]这段话将殖民统治的区别加以分类化的研究，强调殖民统治在完成物质掠夺的同时，将文化殖民和霸权话语植入被殖民地区，造成对殖民者的经济和文化的依赖性，从而沦为宗主国的附庸，甚至在社会转型中成为宗主国“进步”神话的造神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