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回顾现代：后现代与后殖民论文集》中，廖炳惠将现代性问题同后殖民后现代性问题联系起来思考。在他看来，后现代文化话语曾在台湾风靡一时，如今则被后殖民话语所取代，但流行之后人们对这些思想的来龙去脉及其代表人物依旧是不甚了了甚至误解。有些张扬后殖民的人反复申说这类时髦话语，而另一些人则望文生义地动辄排斥，这两种人都未必了解后殖民论述形成的过程及其洞见与盲视。“一般人对后现代与后殖民论述，不是太轻易接受，信手拿来便套到台湾或用在任何遭到压抑的肤色、性别、阶层上；要不就是以跨国联盟的左派思想去驳斥后殖民论述，认为后殖民知识分子无法真正契入世界之间的不均发展及更加恶化的跨国剥削。不管是采完全接受或彻底排斥，这两种学者都把问题看得过分简单，同时也没注意到地区文化的特殊性及文化理论的不适切性。”[7]廖炳惠写作这本书的目的是超越这两种彼此对立的观点，以回顾和反省的方式整理后现代与后殖民话语的文化意涵，并在对西方学者傅科、哈伯玛斯、泰勒等有关现代文化的话语分析中，引申出台湾社会面临的一些潜在问题，进而对以下问题的实质做出审理。
其一，对殖民主义到后殖民主义的问题加以考察。后殖民批评家以“殖民主义”一词取代历史学与社会学中惯用的“帝国主义”，以“新殖民主义”代替“文化帝国主义”，检视帝国与殖民在文化和学术研究中隐含的政治经济殖民的延伸意义。廖炳惠认为，“随着新殖民与后殖民的并行，殖民地的文化社群被迫要重新界定本身的传统，针对本土与环球文化生产模式之间的辩证关系，提出自我及他人再现的文化政治问题，以坚持文化差异。绝大部分的‘后殖民批评家’或‘后殖民知识分子’是在此种社会环境（越战及冷战结束）里受高等教育，而且通常是到英、美上大学、研究所，然后留在英、美或回到本国，形成其‘后殖民’观点，与欧美正崛起的女权主义、多元文化、后现代及后结构主义彼此搭配，在推波助澜之下，俨然是文化批评及文化研究的一大重点。”[8]廖炳惠注意到后殖民知识分子身份构成的差异性，以及他们强调知识话语本土化和普遍性的双重性。这种殖民文化社群重新阐释自身的传统并确立自己的言述方式时，无法脱离西方中心模式，尤其是在亚洲，由于被殖民经验的错综复杂，使学者们在用后殖民的理论来分析台湾文化与文学时，仍然受制于中心话语理论。台湾历史的艰难历程，使得其文化和文学呈现出相当复杂的景观，这种复杂的文化景观下呈现的是曲折多维的心理结构，而且作为知识分子，在世纪后殖民语境中，更对这种铭心刻骨的殖民经历有着话语挤压的内在创痛，并在当代文化研究的文本中表征出来。
其二，现代化理路及其后现代后殖民话语。在廖炳惠看来，后现代文化话语使当代社会面临公共场域与私人场域混杂，个人的视觉与想像思维不断被大众媒体所诱导所左右。后殖民话语因为在东西方的不同语境而无法确定其普遍有效性，将这种理论运用于台湾的文化分析，只能在局部分析中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合法性，或有选择性地描述、解释或预设某些层面而已，无法深入洞悉台湾目前的文化状况。“从台湾来谈后现代或后殖民经验已不再那么简单，更不是提倡本土论述，扬弃理论，即能解决。要切入理论与社会现实的争辩空间之前，我们得先整理一下后现代文化论述的脉络，并将这些理论与西洋现代的文化或政治形式作某种程度的关联。透过这种整理，我们或许会明白后现代的描述及先辈策略有其内在的矛盾，同时也可以看出后现代论述如何将他人文化转化为‘正被弱势化’（minoritizing）的族群与风尚，以至于未能具体面对与自己完全同的其他社会。”[9]基于对后殖民理论有限性和西方文化中心理论的警惕，使得廖炳惠为理论阐释的有效性设定限制，对运用后殖民理论来分析台湾文化政治文本做出了一些理论框架性描述。在后殖民研究中，有必要探讨跨国经济与文化交流所造成的多种正面与反面影响，尤其在对东方双语（bilingual）知识分子或多语信息的消费与再生产行为的研究。在廖炳惠看来，这有着诸多值得关注的话题：（一）在迈入新殖民主义的地区而又具有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应如何针对本地的政治社会性和文化问题在跨国经济和学术架构下提出自己的看法？（二）在国际公共场域的势力不断以媒体、技术转移、调查报告等方式形成国家政府和民族族群的认同问题时，应如何弄清这种认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的危机？（三）相应于日益频繁的解构中心解构经典与移民或文化交流等活动，非欧美的地区怎样翻译和运用其他世界的信息或将本土文化信息译介到欧美世界，其接受情况如何？（四）在逐渐国际化的同时也愈来愈凸显国际不均匀的文化政治局势下，艺术演出与公共话语如何定位并发挥其作用？都市及其公共空间如何呈现其新形象或功能？而面对这些变化，旧有的文化评论形式如何与逐渐丧失兴趣的本土大众或开始感到兴趣的外地文化社群产生互动？（五）跨国艺术赞助机构在促进某地区文化或政治形式的交流上怎样发挥其作用？在分列了上述话题之后，廖炳惠强调当代东方世界中，双语精英的出现使得后现代后殖民处境复杂化。问题还在于，后殖民话语大多是基于作为英、法、德、美的殖民地的非洲、印度等地的经验，与许多亚太地区及港台的半殖民经验并不相同。因此，在他看来，就香港或台湾等地而言，后殖民分析是否能够成立还是一个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