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土篇中，罗青用了三讲的篇幅展开自己对后现代主义的理解。其中第二讲《台湾地区后现代状况》，较全面地阐释了台湾后现代状况。后现代文化是后工业社会的反映，其知识发展的方式获得新的突破，社会的价值观及生活形态朝向多元主义迈进。在思想解构中，所有的观念意义与价值都从过去固定结构中解构出来而可以自由漂流重组。在这种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人们逐渐改变着自己的生存方式和生活观念。从60年代开始，台湾在食衣住行、娱乐出版、生命遗传工程等方面都出现了后工业社会信息膨胀和标新立异的新症候。在音乐、绘画、文学方面，一些艺术家也改变过去的艺术思维方式，有意识地采用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手法，作品中的后现代表现因素逐渐增多，风格各异。罗青在此比较清晰地列出了台湾后现代文化艺术发展的基本轨迹，从中可以看到后现代信息传播和思维方式对传统模式的解构式重组和多元共生式创造。
在罗青看来，后现代主义除了采用复制拼贴以及多元混杂的特征外，一个重要特色是把庸俗的世俗文化与严肃的精英文化融合起来，但是二者杂糅又时时造成矛盾的反效果。因此，在文化艺术中使大众通俗与严肃高尚相结合并未能成为后现代主义驾轻就熟的转型方式，而是需要进一步探究。罗青坚持，在当代社会巨变中，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思维的转型：哲学上张扬解构主义思想而将传统的思想重新阐释和厘定；文学上关注后设语言而消解中心主义的价值模式；社会思潮方面是消费主义的盛行和个人主义的特殊性的张扬；艺术方面则是创新的尺度成为整个领域的新规范，从而使任何僵化的体制和规范归于解体。后现代以一种反现代的方式登上历史舞台，突破了传统的篱藩，走出了一条在信息社会中的后现代的不归路。
罗青的功绩不在于他的理论研究，事实上，从这本书的理论建树方面看，并不能称为是很厚重的。罗青的意义应该是：首先将西方的后现代文学艺术和哲学思想方面的代表性著作翻译介绍到本土，使人能知微见著，从而使台湾地区的后现代研究走出了初期介绍的格局，将后现代的研究转入到一个新的研究层面，推进了大陆和港台学者进一步更深入地进行后现代文学艺术和后现代哲学思想研究。他对艺术的敏感和对后现代观念的正确把握，使中国后现代艺术具有了一个试验空间。这种翻译引介和身体力行地后现代诗歌绘画创作结合起来，显示出罗青的基本特色，当然也留下了一些有待提升和系统化的学术问题。
(二) 后现代性与后殖民主义问题。
如果说，罗青的后现代文化艺术研究从面上拓宽了后现代进入台湾话语场域的言路，那么，廖炳惠[4]则从理论深度上使这种新的话语方式成为本土理论的一个基本阐释方式。
在廖炳惠看来，后现代主义问题与现代主义有深刻内在的关联。在《形式与意识形态》中认为：巴比伦塔在《圣经》中的地位有些诡异，它似乎在道出上帝的能力权威时又暗加毁损质疑，在表明人类的无能为力之时又暗示其逾越潜能。廖炳惠通过现象发现矛盾而使问题显豁出来：上帝使人的语言混淆是否为一种惩罚？对人而言这是损还是另一种得？或者是在得与失之间蕴涵着人与神、潜能与现实和辩证关系？廖炳惠从这里展开思想的论证，更深一层地触及到通天塔中人神身份问题和语言同一性问题，进而强调：“如果把追求统一、新生的现代主义整个夷平是后现代之举的话，那巴别塔可说是后现代的源头了。……巴别塔的失利则让人类了解到未来及新的领域危机，同时体会到断裂与不连续性，人类从此各自为政，企图从统一整体建筑的废墟中走出自己的路。”[5]这一段文本意义分析，敏锐地看到了在寻求同一性与寻求差异性、寻求整体性与寻求零散性的人与神的根本思维裂痕中，所体现出来的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区别。这种区别不仅仅是一种思维方式差异问题，而已经成为一种时代价值观念的撕裂和内在转换。换言之，廖炳惠认为，“后现代从巴别塔那儿找到了源头，哈伯玛斯想以理性的统一去重建后现代的巴别塔，李欧塔、德希达等人看出巴别塔之后的的多元，萝丝主张从中找到人与上帝的新关系。”[6]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哈贝马斯是一个以理性的同一获得语言的统一而重建人类理解的共识性的现代主义者，而利奥塔德和德里达则看到人类交流的差异性而张扬多元文化取向，这种对同一性和差异性的内在冲突的剖析，使人们对上帝的绝对性和他者的权力性有了新的解构思维进路。从巴比伦塔这一角度切近差异性问题的实质，可以见到廖炳惠对根本性问题的思考和解决的着力点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