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批判社会学的目的是揭开你的眼帘，而不是隔靴挠痒。因为要想学社会学，我们既要十分自信地知道我们在世界中的位置，又要十分公正地把熟悉的事物视为陌生的事物，至少应该是或然的事物。我们永远都不应该轻信教条，即使我们的本性倾向于这样做，即把特殊的事物普遍化，把意外事件必然化。当自我反思（包括对自我的审视和对他者的批判）成为我们遵守的信条时，这些问题在社会学实践中比任何其他领域都更突出，更引人注目。鲍曼的声音通常是友好的，但是，他坚定地认为，读者应该是有道德的行动者。其原因在于，行动者归根结底要对人类状况承担责任。这是贯穿鲍曼著作的一个主题。
鲍曼的学术成就远远不是读者对大屠杀和后现代的热情就能包括的。迄今为止，鲍曼仅仅用英语出版的著作就有20余本。[1]此外，鲍曼还在Telos、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和Thesis Eleven等杂志上发表了许多论文。显然，鲍曼的研究策略旨在包括一切令人感兴趣的主题；这既是一个既定的计划，又是一个随机应变的计划，以至于最令人感兴趣的主题——优生学、艺术、性、犯罪学、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等等——都将很快出现。但是，这种多样性本身并不是鲍曼思想的全部魅力，因为另外的一些的主题始终贯穿着鲍曼的写作，这些主题横跨了确定性与秩序、马克思主义与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社会学，以及导致所有这些主题的矛盾态度。
情节的展开
尽管我们生活在马克思之后的20世纪中，但马克思的幽灵依旧伴随我们。鲍曼的早期马克思主义包含着丰富的文化资源，他不仅在1968年以后把葛兰西理解为伯明翰学派的先驱，而且在那一旧的批判理论传统中还把韦伯和马克思结合在一起，因为韦伯、卢卡奇和西美尔都具有同样的魅力。波兰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属性意味着，它的实质具有韦伯式的马克思主义（Weberian marxism）的典型特征，其主要的批判兴趣指向了普遍的支配，而不仅仅是特殊的阶级。毕竟，在波兰和整个中欧，当地的统治阶级并不是资本家：对于那些生活在说英语的文化中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而言，这是一个难解之谜。马克思、韦伯和西美尔的批判立场在鲍曼的一篇早期论文《现时代与现代马克思》之中可以清楚地被发现，该论文于1968年发表在《社会研究》杂志上。由此而可能产生的批判张力是引人入胜的。因而，鲍曼早期用英语写的著作，譬如说《社会主义：积极的乌托邦》，并没有把社会主义描绘成生产的写照。如他所言，社会主义是现代性的反文化。鲍曼把社会主义理解为由多种文化而构成的丰富的结合体，这也就是鲍曼在柏林墙倒塌后或自己逐渐变老时并没有远离它的原因；如果你把它留在身后，它就会像影子或迷路的羔羊一样跟随着你。我很快就会指出，反思性的著作转移到了现代的表面，以至于鲍曼的后现代主义是在当代是最人感兴趣的。惟有鲍曼被很好地放在了后现代，因为他在观念上并没有从社会或现代性的经济还原论出发。文化是首要的，即使马克思主义依旧是不可回避的。不过，经济从来没有从他的分析中消失，也没有遭受虐待。由此可见，鲍曼的著作避开了普遍盛行的现代/ 后现代这种二分法的风险，他在理论上没有以牺牲经济为代价而偏重文化，也没有以牺牲文化为代价而偏重经济。
在我看来，鲍曼著作的转折点是1987年出版的《立法者与阐释者》，但是，1982年出版的《阶级的记忆》已经预示这样的转折。《阶级的记忆》的副标题指出了它的独特性和基本主题：阶级的产生和未来。在这本书中，鲍曼发展了《在阶级和精英之间》一书的观点，继续深入考察工业革命中英国民众的生活和劳工的状况。《阶级的记忆》有两个轴心，它试图说明，阶级会话不仅反映了过去的正式的、保守的斗争，又反映了战后的情况，这时，是局外人，而不是无产阶级，遭受了凯恩斯式的社会民主所推崇的社团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排斥。在此，鲍曼批判的实质涉及了世界的经济化、所有价值在商品社会中的重估及其在消费进程中的表现。然而，记忆犹如乌托邦，它指向了四面八方。社会主义在这种情况下是浪漫的，而不是进步的或现代化的；它记起了其他的方式和不同的价值（Bauman，1982； Beilharz，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