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最后五篇文章《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的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史观的破产》，都是毛泽东同志对美国国务院发表的白皮书《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以及艾奇逊致杜鲁门信的批判，发表于1948年8月14日至9月16日。说它们是批判文章，倒不是时髦的提法，1962年李新、蔡尚思等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就把这篇文章和一篇新华社编辑部的《无可奈何的供状》冠以“对美国白皮书的批判”的总标题。
对“白皮书”的批判，在当时引起了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各界民主人士的广泛注意和讨论。许多人虽然不知道文章出自毛泽东同志之手，但反复阅读这几篇文章，感到有一种动人心魂的力量。
文革十年，大批判文章千车装不完，万船载不尽，现在都付之东流，留在人们记忆里的，只有毛骨悚然之感。
同样是批判，一个是动人心魂，一个是令人心悸，两者的区别何在？我们试以毛泽东同志五篇文章和姚文元、戚本禹的几篇“名作”作一个对比。
论据·论证·论点
批判，为了辩正然否，驳斥对方，肯定自己。要让人相信对方的观点是错误的，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那就必须拿出证据即事实，然后加以论证，论证是运用论据证实论点的全部逻辑推理过程，即观点和材料相统一的过程。
毛泽东同志的五篇批判文章具有不可辨驳的逻辑力量，其重要原因就在于有充足的论据，恰当的论证。在《唯心史观的破产》一文中，为了驳斥艾奇逊的“发生革命的原因是因为人口太多”这一观点，用了这样一个三段论式：
一切革命是由于剥削压迫引起的，不是由于人口太多（大前提）；
艾奇逊说革命是因为人口太多引起的（小前提）；
艾奇逊的观点是荒谬的（结论）。
为了证明大前提的正确、毛泽东同志采用归纳推理，列举了古今中外有代表性国家作依据，中国几千年来的很多次革命，美国的反英革命（独立战争），俄国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蒙古的革命。这些国家即有人口多的，也有人口少的，这说明发生革命都在于人民不堪忍受剥削压迫，而与人口多少无关。这样，大前提建立在充足的论据上，站稳了脚跟，这个三段论式就成立了，毛泽东同志对艾奇逊观点的驳斥就令人信服。
大批判文章却有自己发明的“三段论式”“二段论式”。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是这样论证的：
毛主席说：《清宫秘书》是卖国主义的。
刘少奇说：《清宫秘史》爱国主义的。
结论：刘少奇疯狂反对毛主席。
个别性的前提得出了普遍性的结论。即使刘少奇同志的观点不对，也仅不过对一部电影的评价问题，怎么能上升到他的全部政治立场？如果戚本禹一定要得出刘少奇疯狂反对毛主席的结论，那么他必须列出这样一个三段论式：
凡不同意毛主席任何一个观点的都是疯狂反对毛主席（大前提）；
刘少奇对《清宫秘史》的评价和毛主席的观点不同（小前提）；
刘少奇疯狂反对毛主席（结论）。
如果大前提能成立，结论才正确。如果不证明大前提，那么结论就是虚假的。戚本禹证明了这一点吗？没有。但他们连篇累牍的文章，一连串的结论都是在大前提没有得到证明的情况下制造出来的。
要知道大批判文章的“二段论式”，可以看姚文元的《评陶铸的两本书》。陶铸在《太阳的光辉》一文中以太阳作比喻，说明任何伟大的事物都难免有缺点，像太阳本身有黑点一样。姚文元说，“这就是公开地、恶毒地咀骂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伟大的党、伟大的领袖。”从逻辑学来说，这是同样缺少大前提的一个“推理”。姚文元如果要使人相信他的结论正确，那就必须首先用事实来说明：凡说太阳身上有黑点的都是咀骂社会主义事业、伟大的党、伟大的领袖。姚文元却不作这样的论证，他的“二段论式”是只有一个前提就得出一个结论、中间用“这就是”三字作连结，那是多么野蛮的逻辑！
引言·引意·引伸
批判文章，往往需要引述对方的观点作批判的目标。一种是直接引述对方的原文即引言，一种是概括对方的意思即引意。引言、引意都必须真实、确凿，忠实于对方的原意，这样才能“有的放矢”。引言、引意以后，作者往往作一个引伸，揭示引言、引意的实质。这是批判中常用的方法。引伸必须是不可能有第二种解释的结论，使对方无可规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