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同志五篇文章的批判对象是美帝的整个侵略政策。美国当时是新中国的主要敌人。对于美国赤裸裸干涉中国内政，颠复新中国的企图，毛泽东同志是愤慨的。但这并不影响他对问题的客观态度。在引述“白皮书”的观点时，他尊重原作，不强加于人。
在“白皮书”中，美国自己承认，在抗战胜利后，美国提出三种干涉中国的方案，最后选择了第三种即“帮助国民党把他们的权力在中国最大可能的地区里面建立起来，同时却努力促进双方的妥协来避免内战。”毛泽东同志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完整地引述了这三种方案、对第三种方案作了这样引伸：
“好办法，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毁灭共产党’，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
“在助蒋作战的开头，又曾演过一出美国出面调处国共双方争端的文明戏，企图软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战而控制全中国。”
这就揭示了美国选择第三种方案的全部用意。抗战胜利后，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八路军、新四军、民兵、游击队等）已解放了全国广大地区，国民党的主力却龟缩在西南一隅。美国既然要帮助国民党在中国最大地区建立政权，那势必要消灭人民武装，毁灭共产党才能办到。而美国帮助国民党，出钱出枪，不全是“无偿”的，那不过是一笔买卖。因此，毛泽东同志的这个引伸，是第三种选择办法的逻辑的自然伸展，并且已被过去三年来的事实所证明，对方无法狡赖。毛泽东同志没有给敌人挂上一幅自画的鬼脸，然后对鬼脸加以批判，他仅仅刺破敌人自画的一副假面具，还它本来面目而已。这就是唯物主义的批判态度。
在大批判文章里，引言、引意、引伸却完全是一种栽赃。
1965年11月，陶铸同志在中南地区现代戏会演大会上的报告中，谈到戏剧一定要揭露矛盾时，说了这么一段话：
“革命现代戏应当反映什么样的矛盾为主呢？我认为，在现阶段，应当把反映人民内部的矛盾提到最重要的位置上来。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矛盾和斗争。在整个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无产阶级同资本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斗争，始终是我国的主要矛盾。这个矛盾，在某些范围内表现为激烈的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但在我们具体条件下，上述两个阶级、两条道的矛盾在大多数情况下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文艺报》1965年11期）
这个看法，是当时流行的看法，基本上从毛泽东同志的一些讲话中摘引来的。到了姚文元的笔下，在《评陶铸的两本书》中，引述为这样一段话：
“陶铸在反革命文艺黑线的喉舌《文艺报》上又一次‘亮相’。他说：‘我认为，在现阶段，应当把反映人民内部矛盾的任务，摆到最重要的位置上来。’说什么“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这是公然抹煞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
这段引述，妙就妙在用陶铸的观点来批判姚文元伪造的陶铸的观点。“说什么‘在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这个引述尤为奇妙。姚文元摘取陶铸讲话中的两个词，一个作定语，一个作谓语，自己加一个主语，把一个鹿头硬套得马身上。这就是大批判文章中的看家本领之一，换头术。此外还有移花接木――把对方在几处场合说的话揑在一起；偷梁换柱――在对方完整的一段话中挖去一句关键话，用自己的话连起来；无中生有等等，总之，他们不是从忠于原文出发来批判，而是从批判的需要出发来改造原意，自扎一个稻草人加以痛打。
至于大批判文章中的引伸，那完全是他们随心所欲的解释。看看姚文元在《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中的一段：
“一九五一年六月四日，《武训传》批判刚刚开始，周扬立刻就写信给他的一员大将于伶，指示于伶‘在思想斗争问题上’，‘具体处理要慎重、仔细，不可急躁鲁莽。’并焦急地说：‘我们最需要知道的是真实情况。’”接下来作这样引伸：“所谓‘慎重、仔细’，就是要于伶注意‘仔细’保护资产阶级力量，保护那些披着文艺外衣的反革命分子；所谓‘不可急躁鲁莽’，就是指示文艺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尽是削弱毛主席批评中尖锐的政治内容，采取拖延的策略，以便把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最后化为一个‘认识’问题。周扬信中加了圈的‘真实情况’，就是要收集保护资产阶级右翼的种种材料，进行反党活动。这是周扬一伙在《武训传》批判过程中的一次反党大阴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