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党内权力的行使。家长制、一言堂，个人说了算几乎成了党内专制作风的顽症。小平同志多次指出：不彻底消灭这种家长制作风，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党内民主，什么社会主义民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家长制、一言堂的现象有很大改观，但党的领导人权力过分集中、不受制约的现象并未从根本上得到改变。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缺少党内民主决策的程序，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由于没有民主程序的刚性约束，各级党委在对重大问题决策时，通常都是根据党委第一书记意图去做决定的。集体领导因没有执行程序上的保障，实际上变成了第一书记说了算的“一言堂”。根治“家长制”与“一言堂”的顽症，亟待建立起一套重大问题的民主决策程序，从确定议案，到投票表决，其具体操作，都应有章可循，有规可依，有法可守。保证党的集体领导不因书记的个人意愿改变而改变，保证民主决策不因书记个人的好恶而废立。
首先，要界定重大问题的含义。因为不是重大问题，自然不在党委的集体议事日程中，也就失去了集体决策的必要。那么重大问题是指什么问题呢？按照尉建行同志在中央纪委六次全会的报告中明确的：“凡属重大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和大额资金的使用，必须经集体讨论作出决定”。显然，这里提到的“三重一大”都属重大问题，都应进入党委的议事日程。需要进一步明确的是，不同层次的行政区划，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其重要干部和大额资金的含义是不同的。县级党委对科级干部的任免，当属重要干部的任免，而省一级则要上升到厅局级干部的任免。对重大项目和大额资金的界定，则应以占地方财政支出比例多少作为判定批准。对于一时还拿不准是否属于重大问题的决策，不能由主要领导或少数人来认定，而应交由党委集体讨论，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决定其属性。
其次，确定了重大问题后，就要在“法定”的会议上进行充分讨论，所谓法定会议是指，由党章或有关条例规定其权限范围和参会人员资格的规范性会议。它包括党员大会，代表大会，全委会，党委会等。举行何种规格的会议，要根据讨论问题的性质来决定。不能用非正式会议来决定重大问题，更不能用个别酝酿，传阅画圈，会议通过的形式来决定重大问题。
为了保证对重大问题的充分讨论，会前要对重大问题进行通报，让与会者提前进行思考和调研，不能搞突然袭击和临时动议。在会议讨论时，为了创造宽松、民主的会议气氛，对一些重大问题的讨论，应做出更详细程序规定：(1)为防止对其他与会者产生心理暗示，在对重大问题进行讨论时，主要领导的发言、讲话应安排最后；(2)对一些敏感的重大议题进行讨论时，可采用匿名方式，通过背对背书面征求意见的方式让党委其他成员充分发表意见。
最后，经过充分酝酿、讨论后，就要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对重大问题进行表决。为了尽可能消除表决人的心理压力，使表决人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表决，在表决方式上要尽可能用电子表决器和无记名投票的表决方法，少用或不用举手表决的方式。对表决结果，要进行统计、记录和存档，必要时须在一定的范围内给予公布。对责任重大的表决，如重要的人事任免等表决，需要事先设计出具有匿名功能和记录功能于一身的选票，投票人因投票是匿名的，因此可以不受任何他人暗示，以最民主的方式进行投票；投票人因自己的投票被记录在案，因此他又必须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庄重地投出这一票，否则一旦追究决策失误的责任，投票人就要为当初的错误表决负责。投票结果统计后，所有的匿名投票都要交由上级档案部门存档封存，非经法定程序，任何人不得查阅，只有当决策失误后，为了追究投票人的投票责任，才可以通过正式程序，查阅当时的表决记录。
（四）党内权力的终止。及时终止党内违法违纪领导者的权力，是广大党员行使党内民主和监督的权利。但由于执行程序上存在监督制约的真空，中纪委和监察部监督省、部级党员领导干部，省纪委和监察厅监督市、县级党员领导干部，纪检监察下管一级的分级管辖程序，造成了上级管不到、同级管不了、下级不敢管的现实。监督制约程序设置上的空缺和疏漏，导致了实体性规章、制度、准则的苍白无力。党内权力的运用和运行必须有“度”的限定，也即权限；同时还必须有一个运行轨道，这个轨道就是程序链。它既决定权力运行的方向，又限定权力运用的幅度，权力的腐败和滥用往往就是缺乏程序限制或是违反程序的产物。这些年虽然出台了不少规范党员领导干部行为的实体性制度，但是保证实体性条规内容落实的程序性制度没有跟上，所以很多规章、制度、准则难以贯彻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