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翻案”的实质
历史小说和影视作品完全可以虚构，把《三国演义》看成《三国史》那不过是笑话。可是，这次《走向共和》深受观众欢迎，却明显带有重新发现历史的意味。这与20世纪中国政治对历史研究的干扰息息相关。
任何学术结论都是相对的。学术研究包括历史研究在内，本来就应如胡适所说“在不疑处有疑”，不断推陈出新，抛弃不符合实际的结论，不存在什么翻不翻案的问题。可是，自从上一世纪20年代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利用政权力量取消了学术和思想自由，就出现了许多不正常的现象：
1．神化领袖人物，并以拥护还是反对他们作为是非标准，窜改历史。
例如，认真研究过有关史料的人都知道，1922年的所谓陈炯明叛变，其实是陈炯明主张联省自治，与孙中山推行武力统一的两条政治路线之间的斗争。谁是谁非可以从容讨论（当时包括胡适在内的许多学者和公众舆论都认为正确的是陈炯明）。但为了神化孙中山，国民党却认为陈炯明是“叛变”乃至“叛国”，组织御用文人编出一部《陈炯明叛国史》，并且不准人们说半个不字，1922年以前陈炯明对革命的巨大贡献也一笔抹煞，历史就变为一笔糊涂账了。而随着多年来官方审定的教科书的灌输，人们习非成是，听到真实情况评述，反而觉得是奇谈怪论。
2．由于没有言论自由，许多知识分子被迫借古讽今，按照政治斗争的需要去塑造历史。
如吴晗笔下的朱元璋，抗日战争时期好些人骂袁世凯、曾国藩，揭露明代的特务统治，其实都有影射蒋介石的企图，有的就不免有过头之处。又如，为了抗议国民党独裁统治对文化的摧残，人们热衷于写乾隆爷统治年代的文字狱；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里，对皇帝更是贬损唯恐不及；于是，18世纪中国和乾隆皇帝的全貌自然就模糊了。当《戏说乾隆》之类的影视推出后，新鲜感便油然而生。
3．以历史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大清帝国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阶段，但在孙中山口中，却是“外国人”灭亡和占领中国的历史。孙中山说：“中国之见灭于满清二百六十余年而莫能恢复者，初非满人能灭之、能有之也，因有汉奸以作虎伥，残同胞而媚异种。始有吴三桂、洪承畴以作俑，继有曾国藩、左宗棠以为厉。今又有所谓倡维新、谈立宪之汉奸以推波助澜……。” 为了动员人们为推翻清帝国出力，曾国藩、左宗棠、康有为、梁启超统统被戴上汉奸帽子！
陈伯达的《中国四大家族》曾风行一时，蒋、宋、孔、陈是四大财阀几成定论。这对动员全国人民奋起反抗国民党的专制、腐朽的统治起过很大作用。可是，离开大陆后，陈立夫在美国靠养鸡活命，太不像财阀了。
4．把历史唯物主义简单化，神化劳动人民及其造反行动，贬低统治阶级的历史人物。
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在“把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的思想指导下，中国自命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史家，往往有意无意贬低地主、资产阶级政治家和企业家、知识分子等等的贡献，乐于抬高劳动人民的作用。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理解，又是对历史真相的掩盖。
5．为动员民众反对帝国主义，全盘抹煞外国人对近代中国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贡献。
19世纪中国内地最早的现代报刊是1835年在广州创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影响最大的报刊是《万国公报》，都是外国传教士创办的。当时的新式教育和对西学的介绍，也无一不依靠外国人。时至今日，研究中国教会大学的史家们，无不肯定它们的成就。可是，直到20世纪80年代，不少论著仍把为这些事业贡献了一生的外国人，一概视为帝国主义分子；把他们办的文化教育事业一律称之为文化侵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