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到了宋代，自唐末五代以来绮靡的骈文文风，引起人们的不满，开始寻求变革，于是，古文再度复兴，元白文的地位也就日益下降。石介是宋代古文复兴早期的重要人物，曾经描述唐代古文运动的过程，极力突出韩愈的文学地位：“韩吏部愈应期会而生。学独去常俗，直以古道在己，乃以《空桑》《云和》千数百年希阔泯灭已亡之曲，独唱于万千人间，……爱而喜，前而听，随而和者，唯柳宗元、皇甫ｓｈí＠①、李翱、李观、李汉、孟郊、张籍、元稹、白居易辈数十子而已。吏部志复古道，奋不顾死，虽摈斥摧毁，十百千端，曾不少改初守，数十子亦皆协赞附会，能穷精毕力，效吏部之所为。故以一吏部十数子力，能胜万百千人之众，能起三数百年之弊，唐之文章所以坦然明白，揭示日月，浑之ｈàｏ＠④ｈàｏ＠④，浸如江海，同于三代，驾于两汉者，吏部与数十子之力也。”（注：石介《上赵先生书》，《徂徕石先生文集》卷三，中华书局1984年版。）在《旧唐书》的作者看来，元白是文坛的盟主。而在石介的眼里，韩愈才是文坛的中心，元稹、白居易只是他领导下的参与者。
《新唐书》的主要编修者欧阳修是宋代古文复兴的主要领导，宋祁也是古文的积极提倡者。他们对《旧唐书》非常不满，认为：“衰世之士，气卑力弱，言浅意陋，不足以起其文。”（注：曾公亮《进唐书表》见《新唐书》书后附，中华书局点校本。）对元白散文的评价也不高，《新唐书·白居易传》：“居易于文章精切，然最工诗。初，颇以规讽得失，及其多，更下偶俗好，至数千篇，当时士人争传。”（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十八几乎是照抄这段话。）后文又云：“居易在元和长庆时，与元稹俱有名，最长于诗，它文未称是也。”二者评价略有矛盾，但对元白文的轻视是很明显的。《文艺传》序论述唐文至韩愈“为一王法”时对元白散文根本不提，只是在下文讲到唐诗时才提起元白。
自宋代以后，古文确立了对骈文的优势，元白文就再也没有受到象《旧唐书》那样的推崇。但具体的评价，也还有较大的差异。有的认为元白是韩柳古文运动的参与者和协助者，与石介的观点相近，如谢采伯：“唐之文风，大振于贞元元和之时，韩柳倡其绪，刘白继其轨。”（注：谢采伯《密斋笔记》卷三，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四库全书本。）有的则认为元白与韩柳一样都是唐代散文的杰出作家如郑献甫：“韩子文起六朝之衰，而诗则不废六朝之体。欧公文ｃｈàｎ＠⑤五季之弊，而诗尚沿五季之风。彼岂不欲尽变？理固不能尽变也。文则安可如此乎？且诗不必有用，而文则不可无用。诗不可无格，而文则不容有格。唐人不尽为有用之文，亦不为有格之文，故其善者如韩柳元白，各自成家，其余或骈枝丽辞，小说隽语，其弊也杂。”（注：郑献甫《补学轩文集》甲集卷三，清咸丰刻本。）郑氏也还是在承认韩文的正统地位的前提下来肯定元白文的地位。另外还有些人对元白文比较评价较高，如刘麟曰：“元微之有盛名于元和长庆间，观其所论奏，莫不切当时务，诏诰、歌词自成一家，非大手笔，曷臻是哉？”（注：《元氏长庆集原序》，《元稹集》附录。）胡震亨也称“乐天平生诗文既高”，（注：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二十五，上海古籍1981年版。）但是，这些评价要么人微言轻，要么过于简略，不足以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有人对元白文极力诋毁，如王正德《余师录》卷三引李朴之言云：“吾尝论唐之文章，下韩退之为柳子厚，下柳子厚为刘梦得，下刘梦得为杜牧，下杜牧为李翱、皇甫ｓｈí＠①，最下者为元稹、白居易，盖元白以澄澹简质为工，而流入于鄙，譬如哇淫之歌，虽足以快心便耳，而类乏韶ｈú＠⑥。”（注：王正德《余师录》卷三，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这种批评对元白文艺术特征的认识完全错误，主要是立足于文章内容，所用的词语让人想起李戡对元白诗歌的抨击。（注：杜牧《唐故平卢军节度巡官陇西李府君墓志铭》，《全唐文》卷七五五，中华书局198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