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定的职能是指政府通过一定的方式，使经济周期波动趋于平缓，实现充分就业，物价水平稳定，国际收支平衡。这是由于历史证明，只靠市场机制不能保持经济的稳定。
配置的职能是指资源配置，广义的理解是指社会总产品的配置；狭义的理解是指生产要素的配置。如果说稳定的职能是国家政府的专利的话，资源配置的职能则是政府与市场机制共有的。且从总体上说，在市场经济运行中，市场配置是起基础作用的，市场配置是有效率的，也可以说迄今还没有比市场更有效率的配置机制。但市场对满足诸如国防、行政、司法、公安等纯公共需要也是无能为力的，而这些又是社会和经济正常运行之必需。市场原则是等价交换，要求利益边界和所有权的精确性。而社会公共需要具有非排他性，具有外部效应，它是一种社会公众的集体需要，每个人享受的份额无法精确计量。政府应从弥合市场配置缺损的角度，促进社会资源的有效利用。这就是说在资源配置的对象、方式、目标上，政府与市场是不同的。正是由于两种配置机制的不同，两者才有相对独立存在的互补性。
分配的职能是指收入的再分配功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人们所提供的生产要素不同、资源的稀缺程度不同以及各种非竞争因素的干扰，各经济主体获得的收入会出现较大的差距，导致分配失之公平。从总体上说，分配的职能也是政府和市场共有的，但两者的作用范围、侧重点、目的是不同的，如市场分配更多地注重效率，而政府分配则更多地侧重社会公平。
三、政府职能着力点的转变是调整财政支出方向的基本动因
无论从整个世界历史上看，还是从某个国家的发展史上看，国家的政治职能主要表现在阶级统治、政权建立和巩固上。在国家产生之初或某一国家政权交替时，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国家职能的着力点是政治职能。随着统治阶级地位的确立与巩固，经济大大发展，社会稳定成为常态，国家政府的职能着力点就发生了变化。从国家政府职能全面来看，着力点是由政治职能转向经济职能，再由经济职能转向社会管理职能。就国家政府的经济职能来说，在保持稳定的前提下，着力点由配置转向分配。而已在着力点变化的同时，政府的活动范围也在扩大。着力点的转换与政府职能的扩大绝不是否定国家政治职能和阶级性，恰恰是更顺利地实施统治阶级意图的保证。这些变化在近现代表现的尤为突出，同时这些变化也证明了瓦格纳定理、罗斯托经济发展阶段理论及恩格尔定律具有普遍意义。
德国经济学家瓦格纳从发展政府机构以满足较高的社会发展的理论出发，提出了“国家活动不断增加的法则”。这一法则的基本含义是，随着人均实际收入的增加和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国家政府财政支出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将提高，他把财政支出上升的原因分为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所谓政治因素，是指国家活动的规模的扩大；所谓经济因素，他初步提出了市场缺陷与外部性的观念，还提出了收入弹性概念。瓦格纳认为，随着经济的工业化，正在矿张的市场与这些市场中的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会更加复杂，而这种市场中的相互关系就对商业法与契约关系产生了需求，而后者又要求建立司法与行政制度。城市化与高居住密度将产生外部性，拥挤又需要政府进行干预与调节。瓦格纳还把对于教育、文化、保健与福利的财政支出的增长归因于需求的收入弹性。随着收入的上升，用于这些方面的财政支出的比例将会超过收入上升的比例。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刺轮效应”。世界各国国家职能的强化及政府支出扩张的实践证明，这一法则是正确的。
美国学者罗斯托曾著有《经济成长的阶段》（1960年）一书。在他看来，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政府部门为经济发展提供社会基础设施，如道路、运输、环境卫生。法律与秩序、健康与教育及用于人力资本的投资等。在此阶段政府投资在总投资中占有较高的比重。这时政府主要倾向配置作用，政府的这些投人对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的国家进入“起飞”、进人发展的中期阶段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在经济发展的中期，政府投资只是对私人投资的补充。一旦经济达到成熟阶段，政府支出将从基础设施投入转向不断增加的教育、保健与福利服务的支出。而在“大众消费”（MASS CONSUMPTION）阶段，政府突出再分配的作用，维持公平的政策性支出会大大超过其他支出的增长幅度，同时也会快于GNP的增长幅度。政府职能着力点的转变，有着深刻的经济原因，它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有着密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