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处罚是中国证监会自19光年开始对石油大明（0406）缩股事件查处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其中，取消中兴信托的股票承销和证券自营业务及暂停蜀都会计师事务所从事证券业务3年，实际上等于取消了这两个机构高利润的证券中介业务资格。蜀都会计师事务所就此退出了上市公司发行与年度审计市场。而在此之前，对会计师事务所最严重的处罚也就是涉及琼民源事件的中华会计师事务所，暂停证券业务6个月可以说，在红光事件处理之前，中介机构对协助或认可公司上市过程中的各种虚假信息的行为，风险意识薄弱。
进言之，即便中介机构意识到风险的存在，但是，由于包括券商、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事务所等在内的中介机构，198年之前都是国有或挂靠某个政府部门，其行为在相当程度上受到当地政府意志的左右。以会计师事务所——对会计信息质量风险感受最为直接的中介机构——为例，由于我国到目前为止对会计信息的审计需求，主要是由政府创造的，而非市场的内在要求[7]，市场不会用价格差异来区别会计师事务所业务质量的高低；Defond、Wong、Li还验证，随着独立审计准则的发布，审计质量不断提高，一些执业标准较严的大会计师事务所，其市场份额下降，而执业标准相对较宽松的小会计师事务所，市场份额上升，这也表明：会计师事务所并没有形成一种拒绝虚假会计信息的机制。
目前我国不健全的法律制度、特别是没有严格的民事赔偿制度，也在相当程度上助长了中介机构的冒险意识。在美国，巨额潜在诉讼风险，迫使会计师事务所行为稳健的假设已得到验证。巨额赔偿责任增加了会计师事务所的机会成本，提高了会计师事务所签发虚假会计信息的门槛要求。遗憾的是，我国目前尚末建立这种法律制度，红光事件之后，上海、成都两地的股民曾向当地法院起诉红光公司管理当局和中介机构，要求赔偿损失，但被法院拒绝受理，这实际上保护了中介机构的造假收益。
4.关于中国证监会
中国证监会在股票上市过程中，承担了一个全能的角色，既负责新上市公司的资格审查，也负责日常上市管理，包括对事故的处理。
中国证监会对会计信息的需求，是相互矛盾的。作为中国资本市场的“监护人”，它希望资本市场不出现任何危机和事故、特别是源于自身工作失误所导致的事故，而上市前的虚假会计信息所引发的资本市场危机，当然是其自身工作的失误乳就这一角度看，中国证监会不希望企业借助虚假会计信息上市。
另一方面，中国证监会又是政府职能部门，它理应贯彻中央政府的主要方针、政策。比如，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做好1999年股票发行工作的通知”（证监[1997]13号）要求，“为利用股票市场促进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1997年股票发行将重点支持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具有经济规模、处于行业排头地位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各地、各部门在选择企业时，要优先推选符合发行上市条件的国家确定的1000家重点国有企业、100家企业集团以及100家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企业，特别要优先鼓励和支持优势国有企业通过发行股票收购兼并有发展前景但目前还亏损的企业，实现资产优化组合，增强企业实力。”
1997年6月上市的红光实业，就是100家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企业之一。
由中国证监会政策研究室编写的“中国证券市场发展报告”1999，第二章的标题是“发挥证券市场功能，支持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各节的标题依次是：充分利用证券市场融资渠道，增强国有企业的实力；推动国有企业重组，帮助国有企业解困；促进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积极开拓国际资本市场，强化企业的国际竞争力；1999年继续支持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措施。其中还特别提供了一个统计数字：截至1998年底，国家确定的512家重点国有企业已有251家改制上市，占总数的49%；100户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企业中已有47家改制上市，占总数的47%.
鉴于我国国有大中型企业1998年以前总体效益低下的事实，中国证监会在履行政府职能、扶持国有大中型企业的角色中，如果没有必要的约束和限制机制（比如，在红光实业事件中被诉讼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因为，包括红光实业在内的所有公司上市，都经过了中国证监会的审查），那么，它完全可以不关注会计信息是否造假，主要精力将集中在：如何更好地、更出色地履行中央政府宏观政策的需要。而中国资本市场上所流行的“包装上市”、“捆绑上市”等术语，也表明中国证监会的审查并没有起到过滤虚假信息的作用；Aharony、林舒和魏明海的研究结果都表明，公司上市前的过度包装，影响到上市后的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