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的费税改革，如果部门的人员补助和办公经费靠地方财政发放，部门利益寓于地方发展之中，部门之间的利益之争可以基本消除。这能够增强部门的地方归属感，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有利于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
费改税后，要重新设计税种，从事一项生产经营活动，只能设计一、二种税，最多不能超过三种，做到简单明了，简便易行。这样行政机关就不必再维持一大批收费人员，既大大减轻了行政收费机关的工作量，也减少了企业主协调的难度，使政府的行政成本和企业的商务成本都大为降低，使企业主的风险预期降到最少，为构筑服务型政府，为企业得到免费的政务服务创造了条件。
4、费改税有利于反腐败的深化，有利于形成清廉的政务风尚。
把部门收入变为地方公共财政收入，权和利脱勾，权和责相连，干部对权力的敏感就不会再象过去那么强烈。政府再推行政务公开、民主管理难度再不会有以前那么大了。
同时，费改税之后，各行政部门不得向管理对象收钱，除了商业单位收取的自愿的服务性收费外，一切行政事业性收费都是非法的，这就使政务活动是否合法有了一条十分明确的界线，为强化反腐败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如果对一些竞争性的许可事项再用法定的形式确定必须采取公开招标，否则追究主管人员的违法责任的话，干部的自由裁量权就会越来越少。当这种制度变成现实的时候，一切政务、司法活动都置于公开监督之下，合法化的部门腐败就不存在了，从经济上为铲除腐败奠定了基础。对干部的贪污受贿行为从严惩罚就有了现实可行性。
当腐败躲在阴暗角落里不敢露头的时候，当腐败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时候，当腐败如严霜在太阳下迅速融化的时候，人民对未来的希望将会不断增加，人民对党的信任将会不断提高，干群关系将会不断改善。所以说，部门收入与部门利益脱勾是各项政治体制改革成功的基础，而费改税就为形成清廉政府构建了一个坚实的经济制度平台。
5、费改税后，财政是否有能力保障国家机器的运转和公益事业的维护？
有人说，费改税后，必然要求工资财政统发。但中央和各级财政有没有能力发放干部和教师工资？有没有能力确保群众的社会保障水平不降低？如果国家缺钱怎么办？ 笔者认为，从宏观上讲不存在国家缺钱，其理由有五：
其一，我国现阶段的干部工资缺口主要存在中西部地区的乡一级和一些县乡部门（包括教师），其缺口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总比重不是很大。
其二，国家工业化程度的提高和财力的增长是可以预期的。据人民网报道：实行分税制改革的1994年，中国全年的税收收入（不含关税和农业税收）4623亿元；随后几年，我国税收收入连年增长，特别是在1999年我国税收收入总额突破1万亿元大关之后，年税收收入总额节节攀升，增幅也大大超过当年GDP的增幅；2002年我国税收收入总额达到17004亿元；2003年增加到20462亿元，增幅达20.3%。到了2004年税收收入进一步增加到25718亿元，增幅25.7%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加税收5256亿元，一年的增加额就超过1994年的税收总额。又据报道，2004年，海关税收突破4000亿大关，达到4744.05亿元。比上年增收1032.49亿元，增长率达27%。
而且，这种增长的势头正旺，近期不会出现逆转，随着中国税费体制的理顺，公平竞争的环境改善，势必会出现长期加快发展的态势。而且随着内外资竞争政策的平等，必将进一步激发内资的投资热情，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奠定坚实的基础。因此，费改税将会使中国税收的增长呈现可持续性。可以说，现在是实现费税改革的良好时机。
其三，印度尚可以落实免费的义务教育，可以由国家担负基层政府的运转经费，中国为什么不可以呢？李昌平说：印度的农民一分钱不交，看病不要钱，读书不要钱，乡里的财政是国家拨。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给农民补贴，我国现在加入了WTO了，中国农业受冲击最大。加大以工补农的力度，自然在情理之中。笔者认为，从国力来看，中国现在已经到了以工补农的新阶段。这不仅是一个财政能力问题，而且是一个分配思想问题。是对农业、农村、农民是否真正重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