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体制
——新农村建设的成都方式：“城乡一体化”调查报告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城市化有了长足发展。到2004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一、二三产业的构成已经是15.2：52.9：31.9，工业居绝对主导地位，城市化率达到41.76%。同时，城乡差距也进一步拉大，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分别2936.4元和9421.6元，城乡居民的人均收入超过农村居民的3倍，而城乡之间的基础设施和公共产品、社会保障差距更大。在这种趋势下，如果继续侧重抓工业化、城市化，即使如理想的那样，到2020年实现城市化率55%，农村人口仍会有近7亿人。7亿农村人口也不是小数。所以，既基于解决城乡差距这一严峻的现实问题，也基于中国已经发展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新阶段，2003年10月，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议》把“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作为作为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任务提了出来。也就在这个月，成都就作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战略部署，提出“六句话”的总要求。这“六句话”是：“以县城和有条件的区域中心镇为重点；以科学规划为龙头和基础；以产业发展为支撑；以建立市场化配置资源的机制为关键；以制定和完善相关配套政策为保证；以农民生产、生活和居住方式的根本转变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由于思路清晰、政策配套、措施得力、工作到位，虽然仅两年的实践，成都农村面貌和城乡格局已发生深刻变化，创造了“三个集中”的经验和“幸福梅林”等模式，使农民“发展有路子、就业有岗位、增收有来源、居住有环境、生活有保障”。著名社会学家陆学艺在对成都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实践做跟踪调查后，结论是城乡差距已经缩小到1：2的水平，为全国城乡差距的平均值的一半。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农民受益最直接、最大。
如今，中央提出“新农村建设”。成都先行一步的实践，可谓为“新农村建设”的成都方式。所谓新农村建设的成都方式，就是以推进城乡一体化、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为着力点，促进农民生产、生活和居住方式的根本转变。2005年11月19日，四川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对成都推进城乡一体化、新农村建设进行专题调研，高度评价成都的实践：抓得早、思路新、力度大、效果好，将为全省提供很好的示范和借鉴。
成都推进的“城乡一体化”，关键在“一体”上。这个“一体”，由两个层次组成。一是面上的层次，二是核心层次。面上的层次，看得见，摸得着，能够直接感受到，属于“硬指标”，集中体现为“以农民生产、生活和居住方式的根本转变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也是“新农村建设”的“硬指标”。关于农民生产方式的转变，具体反映在“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长期以来，人多地少、零星经营，是制约我国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一道坎。无数事实表明，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后才具备了搞现代农业的基本条件。如新津打造的“川西坝农业博览园”，发展观光农业，带动了农业产业化经营，常年吸纳1000多农民进园务各，使周边1000多户3000余农村劳动力从事第三产业。生产方式的转变，极大地提高了农用地的比较效益；关于生活方式的转变，具体反映在农民的物质生活条件，既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民社会生活保障和精神生活风貌三个方面。成都农村的交通、通讯、校舍，农民的社保、医保、就业，以及精神文明建设，甚至农村发展与建设规划等，都纳入市政府相关部门统一管理和服务的内容，彻底拆除城乡隔离的藩篱；关于居住方式的转变，具体反映为农民新村和农民新居建设。各区（市）县根据不同的情况，创造了“新村模式”，如新津的纯阳花园农民安置小区。创造了“新居模式”，如锦江的“红砂村”、“幸福梅林”。人们戏说中国的城乡差距，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那么，促进农民三大方式的转变，或者说，抓新农村建设，就是要将中国农村也建设得像欧洲。这个面上层次的“一体”，如同发达国家那样，虽然城市现代化水平和农村现代化水平有不同的指标，但都具有现代性。因而这个面上的“一体”，“体”在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现代性”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