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场，而且把欧洲的现代化理解为具有普遍历史意义的合理化过程的结果。韦伯用一般的
经验研究揭示了合理化的过程，但他并没有从经验主义的角度曲解合理化过程，没有使合
理性内容在社会学习过程中消失殆尽。韦伯留下来的著作都是一些断片；但合理化理论是
其中的一条主线，我们可以用它把韦伯的理论全貌建构起来；这些解释视角在20世纪20年
代的哲学讨论中一度占据主导地位【1】，可是，后来被严格的社会学研究（比如对《经
济与社会》的研究）排挤到了一边，但在最近的韦伯研究中又开始抬头【2】。这些观点
认为，韦伯的著作是一个整体；而由此恰恰暴露出了一些有益的矛盾。宗教历史的解神秘
化过程是西方理性主义出现的一个必要的内在条件，韦伯分析了这个过程，而且借助的是
一个复杂而含糊的合理性概念；相反，合理性概念在分析社会合理化的现代过程中可以把
有限的目的理性当作主导观念。韦伯、马克思以及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所使用的都是这个
概念。我想首先对他们的三种观点概略地加以比较，由此来阐明我的提问立场【3】。
马克思认为，社会合理化就是生产力的大发展，具体而言，就是经验知识的增长、生
产技术的改进、社会劳动力的有效动员、训练以及组织等。相反，生产关系是社会权力的
分配制度，也是生产工具的调节制度，只有在生产力所发挥的合理化压力下才会出现变革
。韦伯对资本主义经济和现代国家的制度框架则有另外一番评价，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制
度框架不是束缚合理化力量的生产关系，而是目的理性行为的亚系统（Subsysteme），正
是在这些亚系统当中，西方理性主义才获得了社会意义。当然，韦伯也对社会关系的物化
（作为官僚化的后果）表示担忧，因为它遏制了合理的生活方式。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以
及后来的马尔库塞，都是从韦伯的角度去理解马克思的。在工具理性范畴下，统治自然的
合理性与阶级统治的非理性融为了一体，获得解放的生产力加固了异化的生产关系。《启
蒙辩证法》（Dialektik der Aufklaerung）消除了韦伯面对合理化进程尚还抱有的矛盾
，他们毫不犹豫地纠正了马克思的实证立场。知识和技术，在马克思看来是一种绝对的解
放力量，可它们自身却成为了社会压迫的工具。
我在这里关注的不是三种立场究竟有怎样的正确性，而是它们共有的理论弱点。一方
面，马克思、韦伯以及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都认为，所谓社会合理化，就是指行为关系当
中工具理性和策略理性的增长；另一方面，他们又都在思考，一种总体性的社会合理性究
竟是意味着一种自由生产者的大联合，还是意味着一种合理的道德生活方式，或是与自然
的和谐相处。而合理化的经验过程的相对价值，可以用总体性的社会合理性来加以检验。
但是，这样一种总体性的合理性概念，必须和生产力、目的理性行为亚系统以及工具理性
的总体承担者处于同一个水平上。可惜，事实并非如此。在我看来，原因一方面在于行为
理论过于狭隘：马克思、韦伯以及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所确定的行为概念还不够完善，不
足以把社会行为中的一切社会合理化内容全部囊括进去【4】。另一方面，则在于行为理
论和系统理论的基本概念混杂不清：行为取向和生活世界结构的合理化，同行为系统复杂
性的增加并不是一回事【5】。
一方面，我想在开始的时候就交代清楚，韦伯是在一个科学语境中接手合理性问题的
，他摆脱了19世纪历史哲学以及带有历史哲学色彩的进化论的前提。合理化理论不属于社
会学作为科学而必须抛弃的推理遗产。社会学是踏着苏格兰道德哲学和早期社会主义的足
迹逐步发展成为一门学科的，它有着自己的问题和理论，主要关注的是现代社会的形成与
发展【6】。在此过程中，社会合理化已经成为了一个主题：在18世纪，历史哲学探讨了
这个主题；到了19世纪，进化主义的社会理论又接手并转化了这个主题。我想简略地回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