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突变论、协同论、耗散结构论以及与所谓“混沌”（chaos）、“复杂”(complexity)有关的等等新兴学科为代表的横断科学的勃兴，是当代科学发展的一个突出特征。
此所谓横断科学者，何以在当代勃兴？此所谓横断科学者，蕴涵何种深层价值？当此世纪之交的关头，对其进行历史、哲学的反思，应当是哲学家或科学哲学家责无旁贷的课题。
笔者对此，已经关注多年。最近，又因阅读《复杂 ── 诞生于秩序与混沌边缘的科学》等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4月第1版），而再度深入进行有关的思考。
笔者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从事之创建“人文进化学”和“一般进化论”的研究，虽然一方面不断得益于当代西方横断科学的已得成果，但另一方面，主要是得益于中国古典哲学特别是中国道家式古典哲学的深远传统。因此，笔者有关当代横断科学之历史意义、深层内涵的研究，自然与此两端紧密相关。
不仅如此，笔者对当代勃兴之所谓横断科学的关注，始终与笔者在哲学层面创建“人文进化学”(Human-Society-Culture & Civilization Evolutionology，缩写为HSCCEology)和一般进化论(General Evolution Theory,缩写为GET)的目的相关。正是在创建人文进化学和一般进化论的过程之中，笔者才更深刻地觉悟：当代所谓横断科学的勃兴，实在是对西方牛顿式古典科学以及达尔文式进化思维的反动。
老子有言：“反者，道之动”。使用库恩（Thomas s. Kuhn）的术语，当代横断科学的勃兴，乃是一场科学“范式”(Paradigms)的革命。质言之：西方牛顿式古典科学及达尔文式进化思维经此范式革命，实际已经由所谓“科学”逐渐趋变为“准科学哲学”或“准哲学”。西方一些前沿的横断科学家“混沌开始之处，经典科学就终止了”云云（《混沌 ── 开创新科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年8月第1版，第4页），不过是对此实质的另一种表述形式而已。就其本质而言，当代横断科学的勃兴，不仅促进而且真正开始了如普利高津《确定性的终结》一书所说的“科学与哲学的统一”（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第57页）。
在笔者看来，道家的道本论、天本论或者说自然本体论，和儒学的人本论不同，更加着重于对天地人间万事万物之行运机制即“道理”的参悟。此，与希腊古典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对所谓φυδικη(Physics)“物理”的探询，确有异曲同工之妙。
当然，中国古典哲学，更加注重其中就时间流逝、物事生灭之“存在”的侧面。除了中国古代名家学说之外，中国古典哲学一般并不注重就逻辑判断而言的“是否”的侧面。因为在他们看来，物事之“是否”，永远在不断地变易。时间流逝中，物事往往很快就“不是其所是”或者说“不是其过去之所是”；时间流逝中，物事往往很快就“是其所不是”或者说“是其将来之所是”。因此，中国古典哲学的“大道流行”，不仅超越了古典希腊哲学就逻辑判断而言的“是否”，而且涵盖了古典希腊哲学就历史流变而言的“存在”。
窃以为，这才是中西哲理之深层的根本差异。正是这个深层的根本差异，决定了中国始终没有发展就逻辑判断而言有关“是否”、有关“事物本质”的所谓技术性“科学”。
中国古代哲学有关“大化流行之理”的天才猜测，经过了漫长的历史时期，直到当代，才开始听到了西方横断科学之远籁的和声。
就此而言，通过当代西方横断科学的发展，轴心时期古代中国和古代希腊的“道理”、“物理”，得以在一个崭新的境界中重新焕发出它们那亘古不朽的生命之光。
正是就此更加深刻的层面、更加宽广的背景而言，我所谓“会通中国道家式古典哲学和当代西方横断科学”的工作，可能会有如“当代新道家”概念的发明者董光璧先生所说“自觉地引导着一种世界意义的文化革命”的历史意义。（《当代新道家》，北京，华夏出版社1991年7月第1版，1992年7月第1次印刷，第22页。）正如董光璧先生所说：这种“文化革命方案的世界意义在于，它是一个贯通古今、契合东西的方案。而中国古代道家思想正是这种贯通的桥梁和契合的交点。”（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