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董光璧先生所谓的“当代新道家”，可以和“当代新儒家”一起，承当为多元一体之今日世界之文明发展“导先路”（钱穆《中国学术通义·序》，台湾，学生书局，1982年1月增订第3版，1993年2月第4次印刷）的学术功能。
在笔者看来：以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突变论、协同论、耗散结构论以及与所谓“混沌”、“复杂”有关的等等新兴学科为代表的横断科学，并不专门以某种特定的事物（特指“某事之物”，强调其“具形”）或物事（特指“某物之事”，强调其“过程”）为其研究对象，而是普遍针对世间所有的事物或物事。以明清之际哲人方以智的范畴言之，前者是所谓“质测”，后者是所谓“通几”。（陇菲按：方以智《物理小识·自序》说“远西学人详于质测而拙于言通几。”）换言之，当代所谓横断科学的对象，不是“本质主义”所谓的个别事物的先验属性(PROPERTY)或可能偶性（ACCIDENT），也不是“规律主义”所谓的某种物事的因果定理或经验公式，而是长宙广宇所有事物或物事共同演化的机制法则。此长宙广宇所有事物或物事共同演化的机制法则，可以中国道家式古典哲学的术语，称之为“大化流行之理”。此所谓“理”，乃“一理万事”之“理”。国学大师钱穆在其《湖上闲思录》之《经验与思维》一节中解说此“一理万事”而言：“每一事是一经验，集合万事散殊之经验，而成一客观经验，便可经验到一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9月第1版，第69页。） 对此，当代西方一些前沿的横断科学家们，开始有所觉悟： “许多非线形问题从深层次上来说都是同样的问题”（《复杂》，第81页）； 许多不同的领域“有一个统一的规律，这一统一的规律最终不仅囊括物理化学，也囊括生物学、信息处理、经济学、政治科学，以及人类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同上，第81-82页）； “在我们所涉及到的各种学科领域的问题中，存在大量的共同特点。……你得仔细观察和推敲，但一旦当你弄懂了各学科的术语，你会突然发现，大家面临的问题有如此多的共同点”（同上，第114页）； “在最深的层次上，这些都是同一件事的不同方面”（同上，第299页）； “当你还原一切时，所有事物看上去都是一样的。你其实可以只建立一个模型，然后移于另一方面的模拟”（同上，第406页）； “一个共同构架的存在消除了我们的一切疑虑，因为摸象的瞎子们至少已经把手摸到了同一头大象身上”（同上，第420页）； “我们真正期盼复杂科学结出的正果，是宇宙间非均衡系统中型态形成的一般性法则”（同上，第420页）； “需要建立……某种通用构架”（同上第412页）； “这个通用的构架排除了不同术语的障碍，使相互之间的沟通变得比以往容易多了”（同上，第407-408页）。 他们其中的一些人对此持非常乐观的态度，并说： “你可以把这个观察方法用于对许多事情的观察上，而且会发现其放之四海而皆准”（同上，第449页）。 正因如此，当代勃兴的横断科学，恰如某些当代西方前沿横断科学家所称，乃是“呼之欲出的、跨越科学不同学科的大整合”（同上，第95页）。 这种“呼之欲出的、跨越科学不同学科的大整合”，与西方在本质主义哲学观念笼罩下的牛顿式古典科学以及规律主义思维方式笼罩下的达尔文式进化思维试图把握“决定”各种事物属性及其偶性之所谓“恒定本质”，试图把握“预测”各种物事历史及其进程之所谓“公式定理”的努力，有着显然的区别。 如果说，西方牛顿式古典科学先验地认定各种事物属性及其偶性，都有作为其根据之某种“恒定本质”的话；如果说，西方达尔文式进化思维先验地认定各种物事历史及其进程都有作为其根据之某种“公式定理”的话；那么，当代横断科学则已经开始觉悟，长宙广宇中各种事物或物事及其实际历史，都在不停发展变化。质言之：如果说达尔文式进化论具有某种“反本质主义”的倾向的话；那么，当代横断科学则具有某种“反规律主义”的性质；尽管由于牛顿式古典科学和达尔文式进化思维的历史惯性，当代一些横断科学仍在孜孜不倦地寻求有关“演化”的“历史规律”和“数学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