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有几项研究得出了一个共性的结论：这就是中国的人口素质发展水平超前于经济发展的水平（朱国宏1991）。理论上的解释大致是相同，就是中国的人口素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还没有转向良性循环，使人口素质在转化为经济发展动力的过程中还存在着诸多的障碍因素。正如朱国宏所指出：这些障碍因素，既有人口质量形成方面的，又有经济发展本身的，还有人口质量转化为经济发展动力过程所必然产生的。所有这些障碍因素的存在，从人口质量投资角度分析，又主要与投资机制的不健全和不完善相联系，而这正是改革的关键所在。1995年笔者的一项研究指出：中国面临的不仅是国民素质不高，而且是国民素质潜能转化率不高的问题。国民素质问题并不仅仅局限于文化素质问题，健康素质特别是心理素质问题也相当重要。目前中国要十分警惕新的贫困即"富裕的贫困"现象愈演愈烈。在物质上脱贫致富的同时，中国也面临着如何在文化上和精神上尽快脱贫致富的艰巨任务。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内，全面、可持续的脱贫致富是物质� ；文化� ；精神三位一体的，或许可以说，国民素质的现代化是脱贫致富真正本质的目标。市场导向的经济社会变革给国民健康素质的提高和改善带来的挑战表现在：生态环境的恶化以及一部分人口生活态度的非理性化和生活方式的非科学化。表现在改革的取向上，一是在体制改革上，要从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向政治体制、干部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深化和推进；二是在人口政策上，要从控制人口数量为主逐步转向重视提高国民素质的提高和改善。
上述分析告诉我们，对"人口素质"问题的研究不仅要超越人口学的视野进入广阔的社会科学领域，而且研究本身还具备了最直接、最富战略性的政策涵义。
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可持续发展"概念和命题的流播，研究者们开始越来越多地将"人口素质"问题与 "可持续发展"问题相结合。许多学者都深刻地意识到：在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框架中，必须高度重视"人口素质" 在中国人口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因为在中国人口的基本国策中，控制人口数量毕竟是手段，进而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才是我们的目的所在。然而遗憾的是，正如有的学者指出：在一些地方，由于"一手硬、一手软" ’，即抓控制人口数量用硬指标，抓提高人口素质用软指标或无指标，致使对控制人口数量的目的产生迷惑，最终变成为控制人口数量而控制人口数量。在中国的生育率已经降到不能再低的时候，如果不及时纠正"一手硬、一手软"的做法，不仅不利于人口发展，而且会通过多种途径影响全面的可持续发展，如通过城乡差别、地区差别、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等途径（（谭琳1996）。毋庸讳言，中国所谓的人口政策实际上是偏狭的生育政策，"提高人口素质"这般重大的战略性问题常常是停留在口头的呼吁上，理论上的强调和实践中的忽视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孙兢新（1998）对中国人口科学文化素质的现状和问题进行了探讨，他的描述性分析再一次证实了我们已知的一个结论：从时序变化的角度看，近20年来，中国的国民素质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如青壮年文盲率在下降，文盲人口在减少，在业人口的文化素质有所提高；但从横向比较的角度看，即在世界体系中观照中国的国民素质，则不容乐观，如中国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比较低，在业人口中15～24岁青年学龄人口依然占了相当的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