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实践也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将为实质宪政的实现提供先决条件。这首先表现在社会主义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取代了私有制，为经济上的平等提供了前提。“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劳动者是生产条件（既包括他所耕种的土地，也包括他用来劳动的工具）的非所有者”[24]，“所有权表现为占有他人劳动的权利，表现为劳动者不能占有他自己的产品”，这种状况仅仅“是法律上的合理存在，而不是经济上的合理存在”。[25]这种“法律上的合理存在”必将导致形式宪政的出现，而作为经济上的不合理存在，则必然阻止形式宪政向实质宪政的转化。社会主义制度超越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狭隘性，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如果土地所有权归人民所有，资本主义生产的整个基础，使劳动条件变成一个独立于工人之外并同工人相对立的力量的基础，就不再存在了。”[26]这一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化，将使资产阶级失去剥削的工具，为经济上的平等创造条件，进而为形式宪政向实质宪政的转变扫清了障碍
另外，社会主义将建立一种全新的民主制度，使人民的意志在法律中得以体现。从奴隶社会始，国家权力经历了从所有权与行使权合一到逐渐分离、国家权力所有者从单个主体到多数主体乃至属于全体国民的演变，在这一演变过程中，国家权力同时向社会成员权利转化和回归，几乎所有的现代国家都在宪法中宣布主权属于人民，公民享有种种政治权利。[27]在现代国家，要保证主权属于人民，只能建立某种形式的代议制。所以列宁说：“没有代表机构，我们不可能想象什幺是民主，即使是无产阶级民主。”[28]社会主义民主是一种全新的民主，充分地阐释了人民主权的真实含义。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发展前途是“专政的对象日益减少，民主的主体日益增多。这种发展趋势的最终结果总有一天是专政对象完全消逝，全体国民都成为民主的主体”。[29]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正是这一新型民主的体现，而且是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最基本的形式。民主主体范围的扩充，使人们可以参与协商形成作为共识的法律，所有的人都成为自己的立法者，在法律中体现自己的意志。正如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所言：“惟有服从人们自己为自己所制定的法律，才是自由。”[30]显然当人民为自己制定的宪法和法律得到实施时，一种体现实质正义的宪政就会出现。
二、宪政的普适性价值
人类发展到近现代，西方社会的经济发展一枝独秀，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当人们惊叹西方的繁荣时，更为其精密有序的政治秩序所折服。面对西方现代化的诱惑，反观本国的积弱积贫，我们坚信走宪政之路，是社会发展使然。将滥殇于西半球并具有极强地域性的宪政视为社会发展必经之路，其预设的一个理论前提是宪政具有普适性，它所追求的价值，不仅适用于西方，而且应为所有的国家所追求。我们研究宪政这一主题，应该首先明确宪政自身的价值追求。宪政发端于西方，厘析宪政体现的价值追求，自然无法拒绝西方语境下的宪政含义指涉。
在经历过中世纪极端专制和残酷的统治后，创立一套使公民免受政府侵犯的政治制度是人们的最高政治追求。在传统上，西方宪政思想的突出主题是要设计一些政治制度来限制政府权力的行使。古典宪政思想传统上关注于最大限度地保护社会成员彼此不受侵犯，同时将政府侵犯其公民的机会降至最小。在现代政治学和宪政理论中，学者在论述宪政时，关注的依旧是有限政府和公民权利的有效保障。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丹·莱夫认为，“宪政意指法律化的政治秩序，即限制和钳制政治权力的公共规则和制度。宪政的出现是与约束国家及其官员相关。”[31]斯蒂·M·格里芬则认为，“宪政是这样一种思想，正如它希望通过法治来约束个人并向个人授予权利一样，它也希望通过法治来约束政府并向政府授权”。[32]香港大学法律系教授雅施·盖伊（Yash Ghai）理解的宪政制度是“政府和立法的权力由宪法界定和限制，宪法享有基本法的地位以及拥有通过不同形式的司法审查来实施这些限制的权威，这种司法审查可以经由任何感到其受到了法律或行政行为的侵犯的当事人的请求而开始。”[33]美国学术团体联合会主席凯茨博士则认为，“任何有意义的宪政概念必须考虑到‘合法性’（国家权力、公共政策和法律的合法性）和‘同意’（人民对政府及其行为的承认和赞同）。”[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