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80年代开始，在中国相继出现了两种影响较大的现代化思潮：新权威主义和市民社会理论。
新权威主义在中国的勃兴始于80年代中后期，其理论基础是建立在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所提倡的“强大政府”学说之上的。亨廷顿认为，发展中国家由传统向现代的过渡是一个克服“政治衰朽”的历史阶段，以维持稳定的政治秩序为首要任务。而要完成此项重任，关键在于政府的有效程序而非形式，所以必须建立一个强大政府，钳制政治参与的高涨，确保社会的稳定，以求得经济的发展。由此出发，中国主张新权威主义的学者认为：近代以来的中国，在传统权威尚未崩溃之前，早已出现了巨大的社会危机。对此，向西方学习的先行者通过改良乃至革命的手段，希冀将现代工业社会中只有中产阶级作为载体才产生作用的市场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引进中国来实现现代化。但是，这一进程严重受阻，特别是50年代至70年代末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断裂，中产阶级已经缺失，所以该制度无法确立，社会陷入了既不受传统制度约束，又不受新制度规范的“失范”现象。新权威主义认为，这种“失范”现象的出现往往会被误认为没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所致，从而产生了要求政治体制改革的“政治浪漫主义”。由于不具备社会条件，特别是中产阶级的缺失，政府对社会的统治能力式微，造成了“社会无序”和政治、经济、精神信仰方面的危机。基于此，新权威主义提出：改革应遵循“政治和经济分离”这一综合方针，使社会生活“二重化”，要达到经济上建立“组织良好的市场经济”，政治上建立“集权式的政治体制”的双重目标。他们认为，在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国家，权威主义能最有效地促进经济的发展，中国作为此种类型的国家，经济市场化只能在政治集权的条件下才能实现，因此政治领域的改革不在于推进政治民主，而是在于实行必要的集权，以强大的政府强行推进现代化，并作出必要的“现世”牺牲。
新权威主义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具有独到之处，特别是基于中国现代化的艰巨提出加强政府权威和推进改革的“稳进”战略。但是新权威主义本身存在着致命的缺陷。“因为许多权威政权下的经济发展是可悲的，仅有很小一部分权威主义政权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成功”。而且将“中国改革进退全系于政治集权之上，会形成政治与经济之间的深刻矛盾”，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构成了经济市场化的障碍，而经济市场化又要求强化政治集权，放慢民主建设的步伐，从而陷入了一个难以克服的怪圈。因此，基于新权威主义的疑难症结，在90年代初，中国学者又提出了建构市民社会的主张。他们认为：中国现代化的核心问题在于如何改造传统的政治结构和权威形态，使其在新的基础上获致合法性并转换为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政治核心。他们对新权威主义论者那种在理路上与民主政治建构相悖的“克里斯马(Charisma)情结”进行了批判，指出：“在现代化基本问题的认定上，必须用国家与社会二元观代替权威本位(转型)观”。提出要在逐渐确立二元化结构的基础上，形成国家与社会的“一种良性互动关系”。他们认为必须大力发展经济，扩大社会空间和私人领域，在中国铸造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市民社会，即一个“既具有社会学和历史学意图，还具有道德和哲学蕴涵，既是指高度概括，又是指极为具体的，存在于国家与社会之间或是对国家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结构存在”。他本身所具有的自组织性和契约意识将产生民主自由的精神，钳制国家无限扩张，促使国家和社会向现代转型，从而构造成民主政治的社会结构性基础。持这一理论的学者们乐观的预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产业化的推进，职业的变迁和教育水平的提高，将导致一个新型社会主义市民社会的出现。
市民社会理论的提出是对新权威主义的超越，在整个社会和国家的良性互动的关系上作了理性的思考，尤其注意到了中国社会的现实状况，提出了自上而下营建社会基础进而渐进地实现民主政治的道路，无疑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因为民主不可能在没有适应其条件的社会基础上成长，否则只会产生社会的混乱和现代化的停滞。这一理论显然具有战略意义的长远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