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中国近期的社会条件下能够建构起市民社会吗?特别是随着现行的“市场经济”发展是否真的会导致“一个新型的社会主义市民社会的出现”?这都是一些不能光靠简单的学理分析所能解决的问题，必需要对现在中国的经济、政治状况作一个了解和剖析，来探讨新权威论和市民社会论的意义和缺陷，从而构造出适合当前形势的一条较为现实可行的现代化突破途径。二
1949年后在中国建立的社会体制事实上是苏联社会模式在中国的位移和映射。在这种社会的经济基础结构中，实行的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它有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形式，前者是占主要地位的)。这种生产资料所有制所造成的政治相应结构就是全能主义国家的出现和盛行。所谓全能主义国家就是指国家权力以随时无限制地侵入和控制社会每一个领域。它主要有两个特征：一是国家的无限性；即是一个无限国家。无限国家实际上牢固地支配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与社会合而为一，社会空间几乎不存在，整个社会都已被“国家化”了。二是国家的人格性；即指一个非制度化的国家(也叫人格化国家)。国家的权威体现为克里斯玛型领袖的个人能力，国家合法性主要表现为人格化的信仰体系，它的支持点主要依赖意识形态的作用和施政效绩。权力信息则纯粹来自于权力顶峰，权力均单向地自下而上的流聚，缺乏通向权力层的信息——反馈和制衡机制，特别是缺乏有效的行政监督和司法检查制度，国家的统治和管理的主要方式就是“人治”。
全能主义国家的这种特征存在对建国初期整顿政治秩序、最大速度地动员一切人力、物力资源实行工业化建设是起过推动作用的，显然有利于解决1949年前后中国所面对的以政治解体和社会解体并存为特点的总体性危机，并适应了早期以扩大规模为基本内容的外延型工业化的需求。但是这种国家体制存在着很大的内在结构性缺陷，这种社会体制经过文革的教训，证明了它已完全丧失了维持下去的必要性。三
作为对社会危机的解救和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战略进程。这个进程首先是在经济领域内进行的，单一公有制首先被打破，私营经济开始凸现成长，市场机制也逐步引入并开始发挥作用。生产资料配置体制由单向国家垄断开始向散向多元化占用过渡，生产力有很大发展，现代化进程迅速推进。
然而中国的体制改革作为一种“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模式，基本特征就是在于改革走的是一条由易到难、由浅入深，从体制外围到体制内部道路，而旧体制的“硬核”部分，即政治体制、特别是国家体制等改革的“深水区”虽有一定程度的调整，却始终没有进行实质性的重组。这种回避导致了一种“滞后效应”，积累成现在无法回避的社会矛盾。所以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从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渡是我国经济现代化的方向，然而因为市场角色缺失。国家只有依靠权力来创造市场。随着经济的发展，政治体制特别是国家体制仍然不到位，传统国家体制的无限性和人治性色彩难退，权力并没有从资源配置中退出去。因此，在我国形成了所谓的“模拟市场经济体制”，即资源配置中国家对市场的功能替代式的经济体制。整个经济的运行缺乏制度化机制的规范，同时还缺少自己的独立价值理性空间。监督和控制系统缺乏实质性的制约作用。在这种情况下，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商品经济的发展，利益的分化，企业面临竞争的压力，在交易成本最小化规律的推动下，就产生了严重的“寻租”现象。寻租行为的出现，意味着权力成为可以和金钱交换的等价物，权力市场化。而权力市场化会导致资源虚耗，只会为单个企业创利而不为社会创造财富的权钱交易之腐败现象。
权力的市场化使得资源的市场配置机制严重扭曲，权力对市场功能替代，造成了市场的垄断和不完全竞争，阻碍了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市场竞争缺乏公平的环境，权力的不法使用者利用国家权力系统的机制缺陷对国有资产进行私下侵吞，资源被大为浪费，从而造成了国有财产的急剧流失和“隐性私有化”。价格双轨制的一度存在和各种经济活动的权力“黑箱操作”又使得市场机会被先占，导致严重的分配不公，这种分配不公的存在使得“权力资本”得以形成，中小民间资本则根本缺乏竞争力而受挤被压，市场本身将陷入僵化的状态，其发展受到了严重的阻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