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汉武帝为代表的封建国家，出于其与豪强地主及富商大贾的矛盾和巩固封建统治，保卫国家与增加财政收入的需要，采取了限制土地兼并及算缗、告缗、盐铁官营等抑制豪强地主与富商大贾的政策，并且由于保证赋役与加强国防，采取了赐给贫民少量公田及移民就宽乡与实边等措施。这些政策措施收到了一些效果，但并没有解决当时最严重的兵役与赋役苛重的问题，因此并没有扭转人口发展停滞乃至下降的趋势。直到武帝晚年，各地农民起义给了统治者不少震动，才使他们把眼光转到农民问题上来，从而迫使武帝于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下罪己之诏，罢轮台之戍，把苛重的兵役赋役减免下来，并下诏宣布：“方今之务，在于力农”（《汉书》卷24上，《食货志上》。），采取推广“代田法”等发展农业的措施，农民这才缓过一口气来，有了休养生息的机会。昭、宣之世继续了这种政策，人口的发展又从停滞倒退走向增长，终于达到西汉末年的一千二百万户，五千九百五十九万余口之多。
但这时封建国家所做的不过是减轻当时最为农民之害的兵役赋役，取得暂时小康的局面，至于反映地主阶级腐朽反动趋势的土地兼并、奢侈浪费等问题，一直没有也不可能得到解决。土地问题、工商问题、奴婢问题成了西汉后期的三大社会问题。西汉统治者虽然发了不少议论，也想了一些办法，但不起多大作用，终于在王莽末年爆发了农民大起义。农民所进行的十几年的英勇斗争，把社会从崩溃中挽救出来，使生产得以继续下去，人民得以生存下去。然而，这场斗争付出的代价是十分沉重的，其中之一就是大量人口的死亡。刘秀初建东汉，“海内人民可得而数者十裁二三”，（应劭：《汉官仪》。）大约不过一千余万，到33年后即他统治的最后一年(中元二年即公元57年)，也不过四百二十七万余户，二千一百多万口，只各相当西汉末的35%。全国又重新面临着与西汉初期相似的局面，而人口也在与西汉初期相似的条件下迅速增长起来，到了50年后的和帝元兴元年(公元105年)，全国人口增加到了九百二十三万多户，五千三百二十五万多口，已经接近西汉末年的人口数字了。
促使东汉人口迅速恢复的因素，主要是农民在起义中沉重打击了地主阶级，夺得了一些土地，使劳动力与土地重新结合起来，并且部分劳动力摆脱了依附农民或租佃农民或奴婢的身份，使小自耕农的比重又一次增加。另一方面，东汉政权慑于农民战争的威力及为了巩固统治的需要，采取了一些有利于生产从而也有利于人口增长的政策，例如实行度田，“检核垦田顷亩及户口年纪”；（《后汉书》卷1下，《光武帝纪下》。）分给贫民一些公田；对少有田业而无力耕种者，贷以种子、农具、耕牛；解放奴婢；减免赋役；赈济孤贫；劝课农桑等等。此外，还奖励人口的增殖，如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5年)诏：“令云：‘人有产子者复，勿算三岁’。今诸怀妊者，赐胎养谷人三斛，复其夫，勿算一岁，著以为令。”（《后汉书》卷3，《章帝纪》。）元和三年(公元86年)诏：“其婴儿无父母亲属，及有子不能养食者，禀给如律。”同上。这些措施，对生产和人口的发展都起了积极作用。从一个较长的时期来看，应当说是农民的阶级斗争对人口的增长起了促进作用。
与西汉相较，东汉在人口问题上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
第一，东汉人口的布局比之西汉有了变化。由于农民起义主要爆发在长江以北，这些地方在战争中人口减少甚多。而南方地区较少受到战乱之苦，再加上南下的移民，因而人口有较大的增长，在全国人口中的比重大大上升。荆(除南阳郡)、扬、交、益四州，西汉末有2259709户，11017474口，（《汉书》卷28，《地理志》。）分别占全国的18.5%。东汉永和五年(公元140年)这四州(益州加上划归凉州的武都郡)共有3708067户，16602072口，（《后汉书•郡国志》。）分别比西汉增64%和50%，在全国户口中分别占39.7%和34.6%，比西汉增加一倍左右。这就为以后的吴蜀及东晋南朝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此外，由于战乱及政治中心由长安移向洛阳，司隶校尉部所属的关中地区的京兆、右扶风、左冯翊以及凉州地区人口比西汉大为减少，京兆尹所辖地区较之西汉小有出入，计算时略去；凉州东汉时划入的武都、北地二郡计算时除去。从西汉的978440户，3718373口降为东汉时的.187009.户，842762口，只各当西汉的19.1%和22.7%，在全国户数与口数中的比重也从西汉的8%和6.2%，降为2%和.1.76%.。（《汉书》卷28《地理志》及《后汉书•郡国志》。）这样，农民战争也使得人口的布局发生了变化。至于黄河中下游，则仍是全国人口最稠密的地区。这里“有十亩共桑之迫”，（仲长统：《昌言》。）“人稠土狭，不足相供”，（崔寔：《政论》。）同样，也仍是土地兼并最烈，农民负担最重，人口相对过剩及随之而来的流民问题最严重的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