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概念之比较分析及其他

内容提要：本文在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基础上，通过对我国政治学者对政治所下定义的多方面比较分析，得出了本文对政治概念的一家之言。同时也分析了一些与政治相关的其他问题。　关　键　词：政治，定义，比较分析　一、我国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概括　目前较为普遍的概括是“四点论”，即政治的根源是经济，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的实质是阶级关系；政治的核心是国家政权；政治是一种科学，一种艺术。这四个方面是我国政治学者进行政治学研究的基石和指针，本文也遵循这一原则。　二、我国学者及词典对政治所下的定义　比较典型的有以下几种：　（一）关系说　张友渔：“政治是阶级社会的产物，是阶级社会的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和集中表现，是统治阶级、被统治阶级之间权力斗争的关系，同时也是统治阶级内部权力分配和运用的关系。”⑴　王浦劬：“政治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人们围绕着特定利益，借助于社会公共权力来规定和实现特定权利的一种社会关系。”⑵　崔云鹏：“政治是一个历史范畴，是一定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的集中体现。其实质是以国家政权为核心的阶级关系和人民内部全局性关系。”⑶　（二）活动说　许崇德《政治学对象和体系刍议》：“所谓政治，就是特定的集团或者个人为了自身的利益，围绕着国家权力而展开的活动。”⑷　王松、王邦佐：“所谓政治是指一定阶级和社会集团，为了实现和维护本阶级的根本经济利益所进行的夺取国家政权、组织国家政权、巩固国家政权，并运用国家政权进行阶级统治和社会管理的全部活动。”⑸　词典：“政治就是政府、政党、社会团体和个人在内政和国际关系方面的活动。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任何阶级的政治都以保护本阶级的利益和取得统治地位为目的。”⑹　（三）活动和关系说　王惠岩：“政治是阶级社会中以经济为基础的上层建筑，是经济的集中体现，是以政治权力为核心展开的各种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的总和。”⑺　张江河《论利益与政治之基本关系》：“政治就是阶级社会中各权力主体为实现和维护其利益而以政权为核心所展开的活动及其所结成社会关系。”⑻　（四）政策和策略说　周春元《论政治学的对象和体系》：“政治就是社会各阶级及其政党为实现本阶级的经济利益和阶级统治而进行夺取和维护国家政权所采取的政策和策略行动。”⑼　吴开平《政治学体系试探》：“政治就是一个阶级概念，它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是一种社会政治关系，是一定阶级或集团为实现其根本经济利益，而进行的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活动和而实行对内、对外全部政策和策略。”⑽　（五）权威说　王宏、王沪宁《关于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和体系问题》：“人类社会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必然有其一定的经济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必然存在着一定形式的政治法律的上层建筑和一定的社会公共权威。这种权威不是部分的、局部的，而是对整个社会的公共生活进行组织、调节和治理的权威。也就是说，政治是大局。这种公共的权威是社会政治现象的核心内容。”⑾　三、对上述定义进行比较分析　关于政治的主体问题。　许崇德在注释其政治定义时指出，“政治应有主体。所谓‘特定的集团或者个人’，可以包括特定的阶级、阶层、国家、民族、政党、团体、人民或者公民个体等。”⑿　而胡杰在《政治是一种治人的活动》中也指出，“政治总是有主体的，这个主体是政治活动的承担者，这个主体就是人本身。”⒀　但在上述定义中却是有的明确指出，有的隐含其中。即使在明确指出政治主体问题的定义中，政治主体的界定也是五花八门。有用概括式的，如“特定的集团或者个人”、“一定阶级和社会集团”、“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社会各阶级及其政党”、“阶级社会中各权力主体”、“人们”等；有用列举式的，如“特定的阶级、阶层、国家、民族、政党、团体、人民或者公民个体”、“政府、政党、社会团体和个人”等。这些界定都比较客观地反映出政治主体日益呈现出多元性的特点。但需要指出的是，作为政治学基础理论语汇应该更加专业化和学术化，不能随随便便拿来就用。如“人们”一词，就不如其他专门词汇更为合适。政治主体的界定，从定义的角度来看，概括式相对于列举式，更为简洁和完整。同时，要注意词汇的涵盖面，如“社会各阶级及其政党”这一主体界定就比较狭隘。因为政党只是近代以来才出现的政治现象，而用它作为主体来概括一切政治现象，显然是不确切的，而且有“近视”的弊病。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作为政治的主体，是不是以权力主体为必要前提？或者说，是不是政治主体必须是一定权力的所有者或者使用者？回答是肯定的，即作为政治的主体必须与一定权力相联系。因为政治的核心是国家政权，而要取得和巩固国家政权就必须借助于一定的政治权力。而作为政治主体的阶级、阶层、国家、民族、政党、团体、人民等本身都具有一定的政治权力，如“国家权力”、“政党权力”、“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等。　关于政治的权力问题。　在阐释政治的核心问题时，大家几乎都是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政治观点，即政治的核心是国家政权及其相应的权威。但从各个定义的措辞上，又有一定的区别。如“权力”、“国家权力”、“政治权力”、“社会公共权力”、“政权”、“国家政权”、“社会公共权威”等。下面我们逐一加以解释：权力，“是指政治上的强制力量，如国家权力。”⒁国家权力，“亦称政治权力〔指狭义的〕、公共权力。”⒂政治权力，“按照政治权力主体的组织类型差异，政治权力主要可以划分为社会公共权力、政党权力、政治团体权力。”⒃社会公共权力，“是全社会范围内的政治权力，它是以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在国家产生后表现为国家权力。”⒄政权，即国家政权。比较看来，第一，虽然从范围上看，权力＞政治权力＞社会公共权力＞国家权力（国家政权）。但“权力”一词比较笼统，而且是多学科共用词，不易体现政治学科的特点。接下来是“政治权力”，是政治学的专门用语，而且内涵更加全面，较之“社会公共权力”、“国家权力”，还能包含政治的其他权力因素，如执政党的执政权和领导权、政治团体权力。第二，从政治的权力运行过程来看，纵向上可以划分政治主体执政前、后两个阶段。执政前的政治权力，至多也是局部政权，如陕甘宁边区政权；执政后的政治权力首先就表现在国家政权上，是全国政权。而且，如果国家实力强大，还可能谋求世界霸权，如美国。横向上可以划分为政权性质的权力运行（包括局部政权和全国政权）、政党权力运行（尤其是执政党的权力）、政治团体权力运行等，即是整个政治权力系统的运行。综合以上两点，不难看出使用“政治权力”一词更能反映出“政治的核心”的全貌。　关于政治下定义的中心词问题。　显然这也是一个出入比较大的问题，如“关系”、“活动”、“关系和活动”、“政策和策略”、“权威”等。要准确给出政治定义的中心词，首先必须明确一点，即政治作为一种人类社会现象，是人与事的统一体。以此作为标准来衡量，关系属于人的范围，活动属于事的范围，把政治单纯确定为一种社会关系或者一种社会活动都是不完全的。这样一比，显然把政治确定为一种社会关系和一种社会活动更为全面。但“关系和活动”之说，又有两种表述：一种是“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活动的总和”；一种是“活动及其结成的关系。”关系也就是人或事物之间的某种联系，而这种联系是客观存在于社会活动当中的。当然在社会活动当中还会结成一些新的关系，但这也仍然属于大的关系范畴。而如果把政治仅局限于活动结成的（新的）关系，就很狭隘了。因此，“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活动的总和”的表述更为全面。这是其一。其二，“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活动的总和”的表述与“政策和策略”的表述相比又怎么样呢？这就需要运用定义规则方面的知识。定义规则规定，定义的中心词要比被定义的词语更为简单，即中心词应该是最基本、最常用、意思最容易理解的词，无须做进一步解释。以此为据，作为定义政治的中心词，“关系”、“活动”、“总和”这类的基本词要比“政策和策略”要符合定义规则的规定，而“政策和策略”本身就是比较复杂的词语。综合以上两点，不难看出“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活动的总和”的表述是给出政治定义的最好的中心词。　关于利益与政治的问题。　现代意义的利益的观点和利益分析方法起源于西方，对利益问题展开系统论述的是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爱尔维修和他的《论精神》一书⒅。此外，美国的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合著的《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1966年）一书也涉及了“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的章节。而利益与政治的独特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在中国的流行却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事情，而且其领军人物多为中青年政治学者，如接下来要介绍的王浦劬和张江河。他们不是从法国也不是从美国政治学者那里，而是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找到了根据，即“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⒆。王浦劬在其主编的《政治学基础》一书中“以政治关系中的利益分析作为理论架构的基点”（赵宝煦语），而且设专门章节阐述“利益与政治”的关系。张江河在《论利益与政治之基本关系》、《论利益效用与政治效应》、《论政治活动规律》、《关于利益秩序与政治控制的基本理论》等一系列论文中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利益与政治”的关系。从他们对利益下的定义及其解释⒇来看，他们都把握住了利益的三个主要方面，即需要、生产、社会关系，表述虽有差异，但精神实质一样。利益分析的优点就是“使人们可以更具体、更实际地理解政治行为和政治运动规律。”（赵宝煦语）具体来说，利益观点与利益分析的引入解决了这样一个难题，就是政治虽然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但同时政治还是其他非经济形态的表现。经济虽然从根本上也制约着非经济形态，但经济对于表现非经济形态的政治则是间接关系。张江河在给利益下定义时专门对需要做了经济需要与非经济需要的划分，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际意义。通过利益的这一连接点，使得经济需要与非经济需要，都与政治建立平行且直接的关系。可见，利益一词在阐释政治的根源问题上，比经济不仅更具体，而且更全面。　关于政治所规定的全局性问题。　这一论题是王惠岩在政治研究中创造性地提出来的。他认为，凡是通过国家政权所要解决的全局性问题都属于政治现象。张江河继承了这一思想，他在分析“在人民掌握政权，剥削阶级已被消灭，除了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还存在阶级斗争外，社会关系主要是人民内部的利益关系和矛盾时”如何认识政治的过程中，重申了“看通过政权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否具有全局性”这一思想。21而崔云鹏在给政治所下的定义中也有“人民内部全局性关系”的提法。近些年来，江泽民同志提出的“讲政治”方针，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讲大局，讲全局。这也是对“政治的全局性论题”的进一步印证。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指出，即从张江河、崔云鹏的表述中可以看出，他们所说的政治所规定的全局性仅限于“人民掌握政权”以后的事实。即使是王惠岩本人在提法上也还是用的“国家政权”一词，显然他们三人也都只是承认“人民掌握政权”以后的政治所规定的全局性问题。那“人民掌握政权”以前呢？联系前面分析的政治权力的划分（即执政前与执政后的政治权力），我们要问：建国前中共党史上的事件，如王明“左”倾错误、张国焘分裂党另立中央等，都是造成了中共全局性影响的事件，这些事件没有通过国家政权（因为那时的国家政权还掌握在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集团手中）解决，而是通过中共的权力及所建立的红色政权（即局部政权）解决的，那么这些事件是不是属于政治事件或者政治现象呢？当然是。只不过是中共及其红色区域的政治而已，那也是政治。王惠岩在“政治的核心”问题上由“国家政权”发展到“政治权力”（显然政治权力是包括国家政权的）。那么，在“政治所规定的全局性”问题上也应该做相应地发展。此外还有一个问题需要研究，即政治所规定的全局性总是相对的，而且是相对于政治的主体而言的。同时，政治所规定的全局性与政治的主体具有一定的对称性，而且这种对称性是随着时间、地点、地位、形势、任务等具体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例如，同样是中共，执政前是革命党，其主要任务（即全局性问题）就是革命，那么革命就是其最大的政治；执政后是执政党，其主要任务（即全局性问题）是建设，那么建设就是其最大的政治。这里就体现出这种对称性，作为政治主体的中共的角色地位及变化是与其主要任务（即全局性问题）及变化是相应对称的。　关于政治权利的问题。　权利是研究政治合法性问题的重要切入点之一，侧重于政治的最一般主体，如公民个体，带有强烈的民主色彩。政治的合法性表现在其权利层面的合理性为：政治就是以广大人民谋取基本权利为目标，进而保证广大人民正常有序地行使这些权利。要想深入剖析权利与政治合法性的关系，就先让我们放眼于世界的历史。现代意义的权利说，同样是起源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以后开始兴起，经历了公民权利主张与政府权力约束的不断斗争。较有代表性的如，洛克的天赋权利说。再来看中国，它与西方不同的是，西方是从主张天赋权利，进而要求政治权力；而中国则是先夺取政治权力，进而再规定公民权利。因此，相比于西方，中国的权利研究不仅在时间上要晚得多，而且在逻辑上也要晚的多。尤其是对于政治权利的研究，一直以来很少有人问津。王浦劬在其主编的《政治学基础》一书设立专门章节研究政治权利，显示了其理论的敏锐和政治的勇气，较有代表性。历史事实表明，不论是那种权利的思维模式和运动模式，新权利的主张就是对旧权力的挑战，无疑这将动摇当局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同时孕育着政治合法性的新理念。这就是我们宏观分析得出的结论。因此，在揭示政治本质（包括其合法性）的概念当中，权利是一项重要内容。王浦劬在给出的政治定义中就做到了这一点。它明确了政治的所指（或者目标），即政治主体“围绕着特定利益，借助于社会公共权力来规定和实现特定权利”。把实现特定权利作为政治的出发点和归宿，体现了政治的历史与现实相统一的逻辑性。这种逻辑性的形式就是，先是关注利益（即权利的期望），然后是争取权力（即权利的准备），最后是实现权利（即权利的运作），这既是历史的逻辑，又是现实的程序。从微观上看，政治权利总是借助于政治权力来规定和实现，而这种规定和实现在现实当中又多是通过法律和其他强制性规范来表现的。联系前面分析的政治权力执政前、后性质的划分，作为政治合法性的具体表现形式，即法律和其他强制性规范也应做相应区分，这样才能说明中共执政前在苏区、边区工农群众政治权利的合法性问题。　关于政治权威的问题。　权威也是研究政治合法性问题的重要切入点之一，侧重于政治的特殊主体，如国家（其表现形式是国家政权和法律）、政党、政治精英人物等，带有强烈的集中色彩。政治合法性表现在其权威层面的合理性为：政治就是要树立、维护和发展一种良性权威（集中的形式），它以政治个体成员的服从为前提，尤以基于这种权威的认同而自觉服从为最高境界。换一个角度来看，“在任何一种政治体系中，如果在使用强制手段的情况或合法当局的性质等问题上存在意见分歧的话，那么人们就不妨认为，在那里存在着对现政权的挑战，存在着潜在的严重政治冲突。”22也就是对当局现行政治的合法性（或其权威性）的质疑。然而从权威角度探讨政治合法性问题，在我国却是十分寥寥。即使象王宏、王沪宁、张江河、黄强等学者提到或探讨过权威问题，也只是把权威作为权力的衍生物来研究，而很少把它作为研究政治合法性的一个重要切入点。这就是我国目前的研究状况。权威是同权力紧密联系的，政治的权威正是政治权力的衍生物。难怪王宏、王沪宁把权威作为政治的核心来看待，确实是有一定道理的。仅仅这些还不够。事实上，权威还是权力运行状况的晴雨表。张江河有一个观点，即“权力的实现是以形成权威为归宿。”就很能说明权威与权力的关系。只有权力良性运行才能得以自我实现，即形成权威；相反，如果是恶性运行，不仅不能形成权威，而且还会削弱，甚至丧失现有权力。因此，从完整意义上讲，权力及其所形成的权威才是政治的核心。另外，政治的核心（政治权力、权威及其所有者和执行者）与政治的社会基础（社会普遍成员）是一种现实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关系的状况直接影响政治合法性的程度。这就是政治运行的内在机制。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这样来定义政治，即政治是一个历史范畴，是阶级社会中各权力主体围绕其特定利益，借助于政治权力及其所形成的权威而展开的谋求、规定和实现其特定权利及其特定价值观念的各种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的总和。23　四、与政治相关的其他问题　与政治相关的问题很多，这里选择了几个与政治关系极为密切却很少为人深刻分析的问题，来进一步加深对政治概念的理解。　关于政治与现实的关系。　其实，这里并不打算讲政治与现实的关系，政治原本就是一种现实，而这里要讲的是政治的现实性问题。对于政治的感受，人们是总是难以鸣状的。但有一点，人们都是心中有数，那就是政治活动在任何时候都是现实的。这种现实性的表现之一就是，人们所感受到的政治，无一不是一种“既成事实”，而至于成就事实之前的情况则是隐秘的。美国政治学家戴威伊斯顿认为，政治就是“价值的权威性分配”24。然而现实却把政治截成两段，前段是特定的少数人制定社会价值的分配方案；后段是不特定的大多数人接受和实施前段制定出来的分配方案。据此，人们认为前段的政治是真实的政治，但很阴暗；后段的政治虽然阳光，却是虚设的政治。这些都是人们的切身感受，比较形象地反映出政治的现实性特点。同时也暴露了现实政治存在的一些问题，如政治活动中的少数人（主动性）与大多数人（被动性）的关系，价值分配权的垄断与要求知情和参与的矛盾，以及政治权力的异化等。这是从社会的一些表象直观地来看。从理论上以及历史传统来看，政治的现实性表现为手段与目的的关系、过程与结果的关系。从手段与目的来看，手段一方面是为了实现预期目的，另一方面手段的现实性决定着目的的实现情况；而目的一方面规定了实施手段的目标指向，另一方面目的保留对现实手段的选择权。任何政治家在其目的没有被证实已无法实现前都不曾对自己的目的产生过怀疑，所以目的总是习惯地被假设为正确可行的。而这样就更加激励人们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恩格斯就曾说过，“任何为达到目的所采取的手段，对我这个革命者来说都是适合的，不管这种手段是具有极端强制性的，还是看起来是十分温和的。”25列宁也认为，目的是可以为一切手段辩护的。26可见，政治主体对于形势的判断与任务的确定具有极端重要的现实意义，这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目的的正确性与可行性；政治主体对于政治权力的（选择性）运用同样具有极端重要的现实意义，这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手段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以及目的的实现情况。从过程与结果来看，过程与结果之间存在着一种必然性，过程决定着结果；而结果对于过程而言，结果的如何至多影响到对过程的评价问题。因此，人们都习惯地看重结果，政治家更是如此。如斯大林曾对毛泽东说过，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这也印证了中国一句古语，叫做“成则王侯，败则寇。”因此，既然清楚结果的极端重要的现实意义，那么为了获得一个好的结果，政治主体对过程应“全力以赴”。此外，政治的现实性也表现为一种风险性。因为一旦不能成就这种事实，就要成就另外一种事实。所以，现实政治要求政治主体既要有智慧，还要有胆略。　关于政治与历史的关系。　政治与历史的结合，在中国乃至全世界，毛泽东，都是堪称达到极致的少数典范之一。作为伟大的政治家，毛泽东正是从历史中获取了巨大的政治智慧，才在现实政治的舞台上导演出一幕幕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进而成就一代伟业。可以说，没有什么比历史书陪伴毛泽东在政治上走得更远。既然政治与历史的关系如此紧密，那我们对它的研究又是如何呢？政治学与历史学的交叉，产生了政治思想史这样一门学科。这几乎可以说是唯一一门从思想上研究政治与历史的关系的课程，但也仅仅是把历史作为一个时空载体和参照，而对政治思想按时间顺序地专门梳理。至于其他的研究和著述当中也只是把历史作为一种常用的研究方法（即历史分析法），很少有人专门研究政治与历史在逻辑上的深刻联系。但是也不是没有人关注这种联系，比如，有人说：“历史是过去的政治，政治是现在的历史。”又有人说：“历史而无政治，虽然不是个死尸，也是一个跛子；政治而无历史，好象是闭着眼睛，在暗中摸索的人。”27这些话虽然很笼统，但从中也能看出政治与历史的某种联系。而把政治与历史的关系在理论上加以整理和归纳，有这么基本的三个方面：其一，历史是政治的基础，而政治是历史的一种延续。历史是现在的基础，也当然就是现在政治的基础，任何人都不可能割断历史的联系，来从事政治或研究政治。因为政治既是以往历史的产物，又是正在演变的历史。而政治也只是历史的一种延续，因为历史延续下来的除了政治，还有经济、文化、法律、道德，等等。其二，历史经验是政治智慧的重要源泉，政治智慧是历史经验的后备力量。历史无形地为现在作出了相似与不同的比较与参照，相似的，就借鉴历史经验，并加以发挥成为智慧；不同的，就在历史基础上不断摸索。政治智慧的命运也不过是成为即将的历史经验，而发展就好象“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浪高过一浪”。政治智慧的不断产生，也为历史经验注入新鲜血液。其三，历史上的一些政治现象与现在的同类政治现象，是受着同一规律支配的，所以现实的政治往往会与历史上的某些事件有着“惊人的相似”。这是一种经验，例如，苏联建国伊始，列宁中风生命垂危之际，为了成为列宁的接班人及其事业的后继者，斯大林与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结成党内“三架马车”，在五人小组当中以三比一的多数战胜托洛茨基，而顺利如愿。28而在后来，中国的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争取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以及多数高级军事指挥人员的支持，击败博古、李德等少数派，而确立起其在党内的历史地位。这两个事件都是受“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的支配，而在民主集中制的条件下，争取多数便是一条历史经验，而如何争取多数便是一种政治智慧。　关于政治与道德的关系。　目前的政治学教科书中，多数只是对政治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学科关系进行比较研究，对政治与其他社会现象（如道德）的现实关系研究较少，而王浦劬主编的《政治学基础》则从政治的社会地位角度对此专门进行了分析，且较为典型。关于政治与道德，他从二者的本质、作用方式和作用对象加以区别；从二者的相互作用来揭示其联系。二者的关系研究也仅限于此。而从国内政治学界对非马克思主义的“用道德解释政治”传统思想的态度来看，也是批判性居多，而建设性较少。其实，现实的道德与政治，从古到今，从国内到国外，从理论到实践，如此多的混杂，作为一种客观事实，是有其合理性的。其合理性表现在：政治作为一个现实的矛盾统一体，是受着其权力内核与道德外壳共同作用的，而且其权力内核与道德外壳的相互作用也正是政治运动的内在动力之一。同时，政治的权力内核与道德外壳又作为一个系统受制于客观环境和社会现实，而且是以客观环境和社会现实为矛盾转化的条件。另外，作为两种并存的社会现象，它们本身也有交叉，即相通之处，如作为观念形态上政治本身就有一种道德取向。此外，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政治与道德也是分分合合，交替变换，但总的趋势是从古代的混杂，到近代的分野，再到现在及将来的融合。政治与道德的混杂是因为人们抱有“乌托邦”的幻想。政治与道德的分野是由于道德阻碍了政治的超常发展。政治与道德的融合则是因为：一方面，道德弱化导致政治失控，进而延缓了政治的发展进程（客观要求）；另一方面，政治在超常发展过程中同时为道德发展铲除了障碍，也为道德进一步发展打下良好基础（现实条件）。历史与现实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政治与道德融合，是大势所趋，不容更改。它既顺利历史潮流，又符合人民愿望。近些年来，我国提出“以德治国”的治国方略以及江泽民同志“5·31”讲话中提出的“政治文明”都是这方面的最好例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释：　⑴、⑷、⑼、⑽、⑾、⑿、⒀许崇德等编：《什么是政治学》，群众出版社，1985年，第3、112、18、139、64～65、112、172页；　⑵、⒃、⒄、⒅王浦劬主编：《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8-9、88、89、50页；　⑶崔云鹏主编：《现代政治学教程》，中国商业出版社，1993年，第7页；　⑸王松、王邦佐主编：《政治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4页；　⑹、⒁《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478、948页；　⑺、⒂王惠岩主编：《政治学原理》，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5、39页；　⑻、21　引自《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4年，第4期，第83～89、85页；　⒆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73页；　⒇王浦劬认为，利益就是基于一定生产基础上获得了社会内容和特定的需要；张江河认为，利益就是在受生产力发展制约的一定的经济关系中，人们实现其经济需要与非经济需要而形成的一种社会关系。　22、24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著　曹沛霖等译：《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6、4页；　23关于权力主体追求特定的价值观念，可参考本文“政治与道德的关系”部分。简单来说，政治就是追求名利双收的后果。政治在现实中就体现为一种特定的利益秩序和价值体系。　25、26彭卓吾主编：《列宁的历程》，（上），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93、90页；　27邓初民：《政治科学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42页；　28参阅彭卓吾主编：《列宁的历程》，（下），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7年，“五人小组”是指苏联共产党的最高决策圈，包括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列宁、斯大林、托洛茨基等五人。（完，空心雨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