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北宋后期的德政
宋王朝到了宋仁宗、宋神宗时期，实行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结果，建立了庞大臃肿的官僚机构，且机构重叠、人浮于事；为了对内防范农民的起义和对外防范少数民族政权的侵略，豢养了庞大而又缺少战斗力的军队。于是，“冗员”、“冗兵”增多。单就“冗兵”所耗费的金钱来说，就占了宋王朝财政收入的十分之八，从而造成国库的空虚。
加之，宋王朝所奉行的“金钱换和平”的统一方略，并把它移植到抵御少数民族政权的侵略上。用这种方法会增加国库的支出，使国库更加空虚。并且，用这种方式换来的和平还会滋长人们贪图享受的心情，松懈当时国人的忧患意识。为了筹措资金、增加税收，又会把它转嫁到劳动人民身上。
加之，宋王朝在经济方面实行“不抑兼并”的政策，土地越来越多的掌握在少数大官僚、大地主和大商人手中，无地的农民越来越多，但他们仍然要交纳“两税”。从而造成两极分化十分严重，农民起义不断。最终形成了对内“积贫”，对外“积弱”的局面。这时的宋王朝，正如有人所说的，它已经像一个五脏皆患痼疾的中年病人，随时有疾患发作、难以救治的可能。
由此可见，宋太祖、太宗两朝的措施，到了宋王朝中期逐渐失去其进步意义，走向了它的反面——成为一种社会弊端，导致“积贫、积弱”局面的出现。但是，守旧派仍抱着“因循守旧”的看法不放，极力反对变法。而之所以宋王朝仍能存在、维持，是外部边患还不十分严重，内部基本上稳定，即“天”尚怜。但这是暂时的，一旦“天”变了，就不可收拾。于是，改革派提出裁减冗员、冗兵，严格控制各级官员恩荫子弟亲戚的人数和官职，对大臣陈请子弟亲戚任馆阁清要职事及转官升陡重新进行严格规定。用经过改造的科学制度（即“精贡举”）、“保甲法”、“将兵法”替代。对国库空虚，用“保甲法”、“保马法”、“均输法”、“青苗法”、“募役法”和“市易法”等办法增收。通过这些节省开支、增加税源的办法，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
当然，他们君臣所实施的德政，也存在一些不良影响。诸如“在实施的德政中有的甚至加重了劳动人民的负担，‘方田均税’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等此类事件不时涌现。“保甲法”、“养马法”和“将兵法”也最终没能够使宋王朝“兵强”，改变对外“积弱”的现状。加之，因实施改革的德政而引发的党争，使当政者消耗了大量精力，给政治改革带来极大的灾难。我们对宋王朝德政的把握时，既不能因为范仲淹、王安石为代表的改革派依据他们所处的时代面临的弊端而要求改革宋太祖、宋太宗制定的方针和政策，就由此否定宋太祖、宋太宗依据他们所处的时代制定和实施这些方针和政策所表现出来的善举或德政的合理性；同理，我们也不能因为宋太祖、宋太宗所制定和实施的方针、政策，适应了当时的社会生产关系性质，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一种善举或德政，就由此否定范仲淹、王安石为代表的改革派依据他们所处的时代而提出的改革社会弊端的措施所表现出来的善举或德政的合理性。这两种倾向或态度，都是我们应当避免的。
3.宋王朝以改革而表现出的德政与社会经济发展
改革促进了宋王朝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宋王朝的农业、手工业、商业等发展水平，大大超过了唐朝，成为秦汉以后，中国经济发展的又一个高峰期，说明宋王朝经过不断改革所确立的多种经济制度，是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王安石变法时期社会生产力有了巨大发展，垦田面积大幅度增加，全国高达七亿亩，单位面积产量普遍提高，多种矿产品产量为汉代、唐中叶的数倍至数十倍，城镇商品经济取得了空前发展。如果说宋王朝的社会生产，在整个封建时代居于两个马鞍形的最高峰，那么就应当说，王安石变法时期的社会生产，则居于这个最高峰的最高点。尽管变法在司马光等守旧势力的复辟活动中以失败而告终，但它所产生的巨大作用和深远的历史影响，则是永远不会磨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