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维护国家统一
北宋王朝建立伊始，它是在后周柴氏王朝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所接收的实际上只是一个烂摊子。就这个政权本身来说，所继承的是五个短命的王朝，即在五十三年的时间内，改换了五个朝代和八个姓氏的十三个君主。如何能免于再成为第六代的短命王朝，这是宋王朝处心积虑想要加以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杯酒释兵权”是宋王朝从军事方面加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初步尝试。建隆二年（961年）七月初九日的晚朝，宋太祖赵匡胤通过“杯酒释兵权”的方式，免去了石守信等禁军宿将的重要职务，另选一些资历浅、个人威望不高、容易控制的人担任禁军高级将领。这样，“黄袍加身”事件重演的隐患就消除了。从表面看来，是宋太祖为了巩固刚到手的皇位，但在客观上有利于刚刚建立起来的宋王朝。
“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1]是宋王朝从军事、政治和财政经济诸方面加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又一重要措施。
(1)“收其精兵”（即军权的集中）。北宋王朝初立，取消殿前都点检和副都点检，另设马、步、殿前三个都指挥使，即所谓三帅来分统禁军，削弱了禁军统帅的军权。次一级的军官则用一些资望较浅、容易驾驭的人物充任，且时常加以易置和更调，目的在使“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兵不知将，将不知兵”，[2]藉以防范士兵和将领之间结下深厚的关系。此外，还有所谓“更戍法”，即分遣禁军戍守边域，军队的驻屯地又时常更换，统兵将领则长驻防地，不随士兵行动，使其“将不得专其兵，兵不至于骄惰”，[3]悍将武夫也就无从拥兵自重而演变为反抗中央的割据势力。
宋王朝兵制还分为禁兵、厢兵、乡兵和蕃兵。在这些兵种中，只有直接控制在中央的禁兵最强，它是宋王朝赖以存在的主要支柱。而且禁兵一半驻守京师，一半驻守各地，这就达到了内重外轻，内外相制的目的。这种“强干弱枝”[4]的办法，对于削弱地方势力，加强中央控制，巩固国家统一，起了不小的作用。
(2)“稍夺其权”（即政权的集中）。北宋王朝，为了削弱宰相的权力，规定军事行政由枢密院掌握，财政权由三司使掌握，宰相的权力只有一般行政而已，这就改变了以前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局面。另外又设参知政事、枢密副使、三司副使作为宰相、枢密使、三司使的副职。枢密院和中书对掌大权，号称“二府”；三司使则称为“计相”。枢密院、三司使的权柄是和宰相不相上下的。枢密使和统兵的高级将领互相牵制，高级将领虽统帅军队，无握兵之权。这就使得枢密使或高级将领都没有可能发动军事政变了。
在各级地方官的设置上，仍然贯彻中央集权的精神。“五代以来，节度用补署亲随为镇将，与县令抗礼，凡公事专达于州，县吏失职”。宋王朝使用文臣知州事，州官人选，概用文人，州郡长官不能称兵逞强，据地自雄。即所谓“兴文教，抑武事”；[5]重文轻武，便成为宋王朝政治上的一大特色。宋太祖便说过：“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今用儒臣干事者百余人，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十之一也。”[6]宋王朝在削弱地方力量方面，还表现在北宋时地方官规定三年一任，不得连任，并设置“通判”以分其权。通判名义上是知州郡的副手，实际上权力却很大，知州郡的命令一定要他联署才生效。通判还有权直接向皇帝报告知州的好坏。利用通判与知州之间相互牵制的矛盾，一州一府便不致为长吏把持，从而避免危害中央集权的统治，从政权方面维护了国家的统一。
(3)“制其钱谷”（即财权的集中）。唐末五代藩镇之所以能够割据一方，重要原因之一是他们掌握了地方的经济大权。因此，宋王朝规定各路市县征收来的租赋，除诸州度支经费外，一律输送到中央。并于各路设置转运使，负责管理征收转运一路的财赋。从唐天宝年间以来，藩镇屯兵自养，用“留使”、“留州”名义截留地方租赋以及肆意征税的现象，从此以后不再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