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中国农耕文明的生存状态不仅排斥海军军种和海权意识的诞生，同样也排斥游牧文明的派生物──骑兵兵种。在农耕文明圈内大规模发展游牧文明的兵种，历史证明后果是灾难性的。汉武帝曾建立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骑兵部队，在大规模反击匈奴侵略的战争中获得成功，但“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５历史学家剪伯赞指出：“武帝‘外事四夷，内兴功利’，在完成了辉煌事业的同时，也耗尽了文、景以来库府的余财，”６这无疑给后世留下深刻影响，以后两千多年里，再没看到汉武帝时代具有战略规模的骑兵部队。７在我们传统的农业社会里，要维持一支规模上能与北方草原民族相抗衡的骑兵，意味着大量农业生产性人口变为单纯消费性人口，大量的耕地荒芜。历史的经验是：要维持一支能与北方草原相匹敌的陆军虽然也是一个负担，但可通过“寓兵于民”、“兵民合一”、“募兵制”（招募剩余农业劳动力）、军队屯田和完善的动员体制等措施，减轻国家负担，使维持一支战略规模的陆军，远比维持一支战略规模的骑兵要容易的多。8
民国时期军事学家蒋百里曾对一个民族的生存状态与军事力量之间的关系，作过一个精辟的论断：“我于世界民族兴衰，发见一条根本的原则，就是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一致者强，相离者弱，相反者亡。”9海军的战斗条件与海上贸易的生存条件相一致，骑兵的战斗条件与草原游牧的生存条件相一致，这二者的战斗条件与农耕文明的生存条件不仅相离，甚至相反。所以，在古代由骑兵兵种和近代由海军军种主宰战争舞台的时代里，游牧民族和航海贸易民族总是处于优势主动的状态，而农耕民族似乎注定了劣势被动的局面，在军事战略上只能取防御性姿态。
萨拉米斯海战还将西方历史上后来不断重复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凸现了出来：海军舰队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家、民族的命运。１０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类历史进程。波斯帝国的衰退和希腊人的崛起都是从萨拉米斯海战开始的，埃克诺姆斯角海战成了罗马强大和迦太基衰亡的起点，１１勒潘托海战则是奥斯曼土耳其人衰落的先声１２而西班牙无敌舰的沉没，“好像是一个耳语一样，把帝国的秘密送进了英国人的耳中，”13从而开创了“日不落帝国”时代。
中国古代水师从生存状态和文化类型上看，根本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地中海型”的海军，姑且称之为“东方亚细亚型”的海军14，同西方海军的根本差异在于：它以大河流域灌溉型农业为生存之基础，１５与农耕生活方式不构成相互依赖之关系，其性质是文化传播和政治炫耀，是传统礼制观念和中央极权在海上的军事兑现。西方海军与其国家生存构成相互支撑、相互依赖的关系，是国家商业行为在军事领域的延续。
比较古代中国水师和西方海军，还有一个明显的差异：西方历史上的强大舰队大都在对抗中被歼灭，直接的后果是国家或民族的衰败。但是中国古代的强大舰队，不是在同对手的决战中消失的，而是被农耕社会自身对海军天然的“排斥性”给毁灭的，并且无关社稷盛衰。例如西汉、隋、唐三代征高丽、元代征日本、明代郑和下西洋、施琅收降台湾郑氏集团等，都属中国古代水师的黄金期，但同西方相比较，大都昙花一现，一旦海上有事则偶尔为之，动用农业社会的资源，勃然兴起，一旦事平，即消声匿迹。这一现像也说明：农耕民族和农耕社会缺乏发展海军持续而根本的动力，因为持续的航海贸易是发展海军最根本、最强大的动力。
二
在初步考察了西方地中海文明的兴起同海军、海权的关系后，将古代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水师与之比较，便会发现：郑芝龙、郑成功家族的海上武装力量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郑氏水师的社会经济基础是海上商业贸易，１６郑氏水师的性质是一支维护海上贸易的军事力量，从海盗船、武装商船发展成规模巨大的海军，这和古代希腊乃至近代英国所发生的情形性质十分相似，它的生存状态、经济运作和社会功能同传统意义上的水师有质的区别。可以说，郑氏水师是中国古代唯一的西方意义上的海军，１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