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工业化，陷阱还是动力(4)

（一）国民经济比例失调 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历史表明：国民经济各部门比重协调是经济健康、良性发展的前提。某一经济部门比例过大，必将导致经济畸形化，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瓶颈。如果我们盲目发展重工业，也将导致我国国民经济各部门比例严重失调，给经济发展带来严重后果。片面追求重工业化，不仅无助于解决就业问题、城市化问题、贫富分化问题，而且还将导致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失调，危害经济发展。 （二）就业问题恶化 就业问题事关国计民生和社会的长治久安。而当下中国的就业形势依然严峻。统计资料显示，2003年上半年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2%，比2002年又上升了0.5个百分点，失业人口约800万。如果加上因“非典”而失去工作的700多万农民，实际失业率达9%^[5]89-90页。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尤为严重。截至2002年底，我国总人口增加到128453万人，其中农业人口93269万人。据估计，目前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有1.5亿-2.0亿人，目前有9000万左右在城里打工，还有至少1亿人工作无着落^[5]113页。这一问题已经引起党的高度重视。温家宝在200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要以人为本，积极扩大就业……要坚持在发展中解决就业问题，继续落实就业、再就业的各项优惠政策……^[12]”。但是，如果当下中国大力发展重工业，对于就业问题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因为重工业资本有机构成高、投资大而用人较少。据统计，在以轻工业为主的阶段，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将带来300万个就业机会，而在重化工业阶段则降为70万人^[13]（这一结果也可以通过库兹涅茨的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得到验证^{[14]141-146页}）。据此，吸收劳动力的能力较差的重工业如何解决我国的就业问题？ （三）贫富分化加剧 据专家测算，我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已经由改革开放之初的0.16上升到了21世纪初的0.32；农村居民纯收入的基尼系数由0.21上升到了0.35。城乡居民总体收入的基尼系数在改革开放之初只有0.25，而目前已经超过了0.45^[5]20页。如此悬殊的贫富差距导致了“朱门酒肉臭”与“路有冻死骨”的鲜明对比。更为致命的是，贫困人口对通货膨胀（哪怕是轻微的通货膨胀）的承受能力异常之弱。而重工业投资的热潮必将导致物价的上涨，进而使贫困人口处于更加艰难的境地。“三农”问题的解决也将变得更加遥遥无期。 四、重构：工业化的新思路 我们迫切希望实现工业化，但工业化不等于重工业化，更不等于盲目的重工业化。中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不能走科技含量低、经济效益差、资源消耗高、人力资源优势得不到充分发挥的传统工业化道路。在当下中国，实现工业化，必须开拓新的思路： （一）理性选择发展重工业的时机 发展重工业，有一个时机选择的问题。操之过急同延迟滞后一样，都将给经济发展带来危害。我们可以建一个模型来说明发展重工业的时机选择问题（见下图）。
如图所示，B点是发展重工业的最佳时机。在这一点时，各方面的条件（包括经济、社会、技术等等）都已经完全具备。此时发展重工业，将为经济发展带来最大的效益。因而B点是发展重工业的最优选择。而在A点和C点，一是时机尚未成熟，二是为时已晚。若选择在A点或C点发展重工业，都将不能产生最佳经济效益。所以，大力发展重工业时，必须对时机做出理性选择。而这就要求我们充分把握中国的基本国情。当然，由于信息不完全、判断能力限制等原因，我们可能无法做出最优选择，但我们应努力使选择尽量接近最优（接近B点）。 （二）切实加强技术和组织创新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创新具有多种形式。在经济学上：一是指科学技术的创新。在当代，科学技术已成为第一生产力。科技竞争在国际综合国力竞争中占有重要地位。不断的科技创新将为经济增长提供源源不竭的动力。在目前我国能源短缺的情况下，加强技术创新对于发展重工业尤其重要。只有加强科技创新，才能实现重工业的低能耗、高效率与高增长。 二是熊彼特的“新组合”创新。熊彼特认为，创新是企业家利用新思想创造出新的生产资源组合来增加利润的过程。创新可以采用不同的形式，如引进一种新产品或具有新品质的产品；引进新的生产方式；开发新的市场；采用新的产业组织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