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解释的是，在当下中国，就业率与城市化水平之间只是相关关系，而非必然因果关系。但我们采取的一系列提高就业水平（包括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措施（如发展服务业、兴建小城镇等等），将会促进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包括在曲线Ⅰ1上的移动及由曲线Ⅰ1向曲线Ⅰ2的移动）。所以，吸纳劳动能力较低的重工业对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将不会有明显的效果。而这反过来又会制约我国重工业的发展。 2.社会不稳定因素不容忽视 我国的失业人口群体庞大，就业问题依然十分严重。如果要大力发展吸收劳动力能力较弱的重工业，就必须要有相应的、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而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仍存在诸多问题：社会化程度低、覆盖面小；保障基金多头管理；体制分散；基金没有“专款专用”且浪费严重；保障水平较低；尤其农村的社会保障非常薄弱。这些问题导致失业、危难等弱势群体的生活得不到切实的保障。再加上贫富差距悬殊、社会流动加快等等原因，社会不稳定因素（如犯罪、自杀等）发生的频率上升趋势日益明显。试想，一个面临“断裂”危险的社会承受得住重工业的大发展吗？ （三）中国缺乏重工业大发展的能源与技术支撑 1.中国重化工业的能源之忧 中国资源总量丰富，但人均资源占有量远远低于世界人均水平。在能源储备上，我国远远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我国石油资源的人均可采储量仅为2.6吨，而世界平均水平是23.5吨。自1993年开始，我国已成为石油净进口国，而且进口数量在逐年增加[9]。重工业的大发展将消耗巨量的能源。据统计，目前我国重工业单位产值能耗约为轻工业的4倍。2003年，中国GDP占世界的4%，而这一GDP的实现消耗了2.6亿吨钢，约占世界的25%；消耗了近17亿吨煤，占世界的30%；耗用8.2亿吨水泥，约占世界的50%；消耗了2.5亿吨石油、1.89万亿度电。单位能耗相当于世界平均值的3.4倍[10]。据此，以重工业为主导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将给中国带来能源危机恐怕不是危言耸听。
2.中国重化工业的技术之忧 重工业大多数是技术密集型产业，对技术进步有很强的依赖性。近十几年来，以网络化和信息化为标志的新技术革命正在全世界蓬勃展开。我国整体科技实力有了较大的提高，尤其是在高新技术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但是，我国在许多的科技领域仍然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而且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周期也较长。根据洛桑国际管理开发研究院发表的2000年度《国际竞争力报告》，中国科技竞争力排名继1999年大幅下降12位后，在2000年又下降3位，名列第28位[11]。此外，我国在高新技术产业方面还存在规模不足、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缺乏能与世界跨国公司相抗衡并不断促进产业升级的龙头企业和骨干企业等一系列问题。技术出创新的滞后使我国重工业的发展长期陷于低效率、高能耗、高浪费的粗放型增长状态。若不加强技术研发，一味拼规模、拼资源，必将加重我国的能源压力。 三、警惕：重化工业论的陷阱 罗默和卢卡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提出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发展是一个内生的增长过程。他们用内生因素来解释长期增长率，提出一国的长期经济增长是由一系列内生变量（包括人力资本、技术进步等等）决定的。这些内生变量对经济发展起着根本性的作用。同时，它们对政策又比较敏感，受着政策的影响。 我国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与旧发展模式相适应的体制和政策仍未得到根本转变。又由于在财政体制、官员考核等方面存在许多问题，各地政府投入大量资源发展重工业，大搞“政绩工程”。所以，目前中国出现的重工业热潮，并不是经济发展的内生结果（即不是经济体内部各因素积累的结果），而是各地政府调节的结果。这种忽视经济发展规律的盲目重工业化，将会导致许多严重问题，把中国经济引入陷阱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