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以中外联系和中外比较的思维方式审视历史。试点教材采用中外史合编的形式，将近现代中国历史 放到世界历史的范围中来考察，因此，上海试点教材卷注重中外联系和中外比较。例如，第５７题要考生指出 发生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国外重大事件，这是一道中外联系题；第６６题“比较说明中国洋务运动失 败和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原因”，要考生从经济、政治及其目的上比较中日两国间的历史差异，进而说明导致 洋务运动失败和明治维新成功的缘由。上海卷今年吸收了上海试点教材卷第６６题，使中外联系、比较题的分 值由去年１分，增至１０分。
（二）
为了使上海卷与上海试点教材卷得以平稳过渡，既要求上海卷向上海试点教材卷靠扰，又必须以上海卷为 基础。
上海试点教材卷采用上海卷的试题题型；在总题量与上海卷保持一致的同时，考查相同知识点以及同一层 次能力要求的试题分值共有７９分。换言之，上海两份试卷相同的考查内容约占到整份试卷的５３％，这为两 份试卷等值提供了一定的保证。
基于两份试卷面对的考生是不同的群体，所以，考查结果即使出现明显差异也是可以理解的。
上海试点教材卷在与上海卷衔接的同时，又强烈地显示其自身的个性。
第一、上海试点教材卷的中外史比例不同于上海卷。
上海试点教材卷命题依据上海高级中学的试点教材，该教材以叙述近现代世界史为主，把中国史作为世界 史的一个部分来介绍的。虽然选历史科的考生在高三年级还得学习中国古代史，但就总体而言，中国史在该教 材里所占的比重低于统编教材。所以，上海卷中外史比例一般为６０％∶４０％；而上海试点教材卷则相对降 低了中国史的份量，中外史的比例为５４．７％∶４５．３％。
第二，上海试点教材卷的内容分布不同于上海卷。
上海卷近年来在改变政治内容过多，经济、文化内容不足方面是有成效的，但无奈统编教材突出政治史。 上海试点教材卷则充分利用试点教材增加社会经济活动材料之便，设计了我国古代经济重点南移等一批试题， 将考查经济内容的分值提高到４０分，达到了上海卷的历年之冠。
第三，上海试点教材卷的试题编排不同于上海卷
上海卷的中外史试题历来分别按从古到今编排的。这样，每一题型的试题基本上要出现两次从古到今的顺 序，造成试题难易度的两次波动。上海试点教材卷基于试点教材是中外史合编，改变了上海卷试题编排陈式， 实行中外史试题在同一题型中从古到今混合编排，使得每一种题型的试题只出现一次难易度的波动。
（三）
高考与课程教材改革接轨，就其本质而言是要加强能力考查。而能力考查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试题考查功 能的到位。
１９９２年上海卷首次推出的历史材料与问答题相结合的题型，它具有考查考生认识、解释、分析和应用 新材料，评价史学观点能力的功能。解答该题型的试题，需要调动学生认识现象、分析本质的思维能力，并依 靠教材所学的知识来为解题思路定位。但倘若所设计的问题答案与考生已学知识的结论相近或相同的话，那么 该试题考查的就不是高层次的思维能力，而仅仅是考生掌握教材知识的熟练程度，即记忆水平。今年第６７题 的命题就是在总结去年命题经验的基础上，作如下考虑的：要考生用试题所给材料解题，所给历史材料就必须 完整、翔实；要使设计的问题考生无法凭记忆教材知识来解答，问题的设计就必须以充分应用试题所给材料为 标准；要使考生所学知识仅仅是为解题提供一个背景，试题答案就得由考生在认识、分析和应用试题所给材料 过程中得出。例如第６７题比较材料一和材料二，提问“张伯伦和邱吉尔在观点上有哪三点不同？”这一问题 在考生所学知识中没有现成的结论，考生所学知识只是提供了张伯伦和邱吉尔发生辩论的背景，即１９３８年 ９月张伯伦参加慕尼黑协定签订。然而，慕尼黑协定的签定，就为考生提供了分析张伯伦与邱吉尔辩论观点分 歧的思路。考生可以根据慕尼黑协定签订来分析张伯伦与邱吉尔对协定评价的分歧，可以根据慕尼黑协定是绥 靖政策产物的理解，来分析张伯伦与邱吉尔对以前实行绥靖政策看法及对绥靖政策前途预测等方面的分歧。第 ６７题内有７０％的问题是需要考生应用试题所给材料来解答的，这类题型的出台，是力求考查能力到位方面 所作的新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