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危机之爆发，固然促使人们反思亚洲国家内部的体制问题，但同时也引发关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新一轮论争。这并不难理解。此次亚洲危机的起因与１９９４年的墨西哥危机不同，也异于１９９２年的欧洲货币体系危机。如果说，墨西哥和欧洲的危机主要来自政府宏观政策失误从而诱发对联系汇率的“投机性冲击”（speculative attack），那么，亚洲危机则主要因私营部门的过度借债而导致同类的冲击。亚洲风波前夕，当事国政府并无财政赤字和高失业。因此，国际经济学关于“投机性冲击”的“第一代模型”（强调赤字引起政府外汇储备下降从而失守汇率）和“第二代模型”（强调固守联系汇率导致高利率从而增加失业）均不能解释亚洲危机。这是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的观点。他本人１９７９年提出“第一代模型”，但他现在认为亚洲危机需要用新的基于企业过度借债的理论来解释。[1]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兹（Joseph Stiglitz）则进一步指出，“有一借主，必有一债主。外国债主在很多情形下是边际贷款人（marginallender）”。[2]可见，外国投资者也须对亚洲危机负一部分责任。这样，亚洲危机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讨论就应运而生了。
本文将集中讨论国际资本流动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下简称ＩＭＦ）的改革问题。１９９７年在香港召开的世界银行和ＩＭＦ年会上，ＩＭＦ执行主席（Managing Director）提出了修改ＩＭＦ章程的设想，其要旨在于将“资本帐户自由化”列入ＩＭＦ章程。这是因为现有的ＩＭＦ章程第6.3条规定，成员国政府拥有控制资本流入和流出本国的自主权。ＩＭＦ目前成立了一个“临时委员会”，探讨将“资本帐户自由化”写入新章程的问题。据ＩＭＦ第一副总裁费舍尔（Stanley Fischer）介绍，新章程拟将现章程中关于“经常帐户”的条款扩展到亦适用于“资本帐户”。现章程第８条规定，成员国必须开放“经常帐户”，除非符合第１４条规定的暂缓条件。新章程拟对“资本帐户”做类似规定。[3]
ＩＭＦ讨论修改章程，恰值亚洲金融危机方兴未艾之时，自然引起公众舆论和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各种批评和建议层出不穷。有代表性的有如下几种观点：
(1)美国财政部副部长萨莫斯(Larry Summers)坚决支持ＩＭＦ修改章程。作为前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他当然了解学术界关于资本帐户开放应循序见进以及“资本控制”（即不完全开放）有时更好的观点。但是，萨莫斯却用一个比喻搪塞了之：“如发现多喝１０％的酒精对人体并无害，我们是否要将这一发现公之于众呢”？[4]
(2)哈佛大学国际发展学院院长萨克斯(Jeffrey Sachs)指出，ＩＭＦ是“美国财政部的橡皮图章”。[5]他强调ＩＭＦ现有投票制度极不合理，美国，日本和欧盟享有多数投票权，而中国和印度的投票权比荷兰还小。考虑到萨克斯几年前因为给俄国提出“休克疗法”而名噪全球，他现在这种猛烈抨击ＩＭＦ的言论使一般听者顿吃一惊。
(3)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宾(James Tobin)说，“有人声称金融市场自由化与全球化是通向繁荣与进步的道路。像东南亚那样的事态发展使人对这样的看法提出质疑。只要世界分成不同的国家，国际金融交易不那么顺利，可能是有利的。”托宾的改革方案是实行他最先于１９７１年提出的外汇交易税以减少短期投机活动的危害。[6]
(4)美国前国务卿舒尔茨(GeorgeShultz)认为，ＩＭＦ对亚洲的“拯救”计划，实际上是拯救国际投资银行和基金，是政治对市场的无端干预。他坚决反对索罗斯(George Soros)提出的用公共财政建立“国际信用保险公司”的观点。舒尔茨响应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建议：彻底取消ＩＭＦ这一有害无益的国际机构。[7]
(5)里根总统时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现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认为，ＩＭＦ仍应以１９４４年创立时的目标－－协助各成员国调节国际收支平衡－－为己任，不要伸手过长。[8]ＩＭＦ研究部前主任波拉克(JacquesPolak)也强调，修改章程，将ＩＭＦ管辖范围扩展到资本帐户，“既无必要，也无益处”，因为这不是ＩＭＦ“所能胜任的”。[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