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恢复了健康的身体内，那种原动力已不复存在。
他，一个身躯魁梧的人第一次感到自己已心力交瘁。这个勇于奋斗的人第一次感到自己已被击败。神圣的激流般的创作欲望第一次在他——一个三十五年来创作热情始终异常充沛的人——身上中断、干涸。他又一次完蛋了。他，一位完全陷于绝望的人知道，或者说他自以为知道：这一回是彻底完蛋了。他仰天叹息：既然人们要再次埋葬我，上帝又何必让我从病患中再生？与其现在象阴魂一样在冷冰冰的寂寞世界上游荡，倒不如当初死了更好。但有时候他在悲愤之中却又喃喃低语着钉在十字架上的主的话：“我的上帝呀，上帝，你为什么离开了我？”
一个被遗弃的人，一个绝望的人，对自己的一切都已心灰意懒，不相信自己的力量，或许也不相信上帝。
在那几个月里，韩德尔每到晚上都在伦敦的街头踯躅。
但都是在暮色降临之后他才敢走出自己的家门，因为在白天，债主们拿着债据在门口堵着他，要拽住他；而且在街道上，向他投来的也都是人们那种冷漠和鄙夷的目光。他曾一度考虑过，是否逃到爱尔兰去为好，那里的人们还景仰他的名望——唉，他们哪会想到他已完全衰颓——或者逃到德国去，逃到意大利去；说不定到了那里，内心的冰雪还会再次消融；说不定在那令人心旷神怡的南风的吹拂下，荒漠的心灵还会再次迸发出旋律。不，他无法忍受这种不能创作和无所作为的生活，他无法忍受乔治·腓特烈·韩德尔已经失败这种现状。有时候他伫立在教堂前，但是他知道，主不会给他以任何安慰。有时候他坐在小酒馆里，但是谁以为喝得酩酊大醉就会有飘然而又纯洁的创作灵感。那么结果无非是劣质的烧酒使他呕吐不止。有时候他从泰晤士河的桥上呆呆地向下凝视那夜色一般漆黑的静静流淌的河水，甚至想到是否一咬牙纵身投入河中一了百了更好！他实在不能再忍受这种令人压抑的空虚、这种离开了上帝和人群的可怕寂寞。
每到夜间，他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地在街上徘徊。一七四一年八月二十一日，那是非常炎热的一天。伦敦上空好象盖着一块正在熔化的金属板，天气阴霾、闷热。而韩德尔只有等到天黑才能离开家，走到格律恩公园去呼吸一点空气。他疲倦地坐在幽暗的树荫之中，在那里没有人会看见他，也没有人会折磨他。现在，他对一切都感到厌倦，就象重病缠身，他懒得说话，懒得写作，懒得弹奏和思考，甚至厌倦自己还有感觉和厌倦生活。因为这样活着又为了什么？为谁而活？他象喝醉了酒似的沿着蓓尔美尔街和圣詹姆士街走回家，只有一个渴望的念头在驱使他：睡觉、睡觉，什么也不想知道；只想休息、安宁，最好是永远安息。在布鲁克大街的那幢房子里已经没有醒着的人了。他缓慢地爬上楼梯——唉，他已经变得多么疲倦，那些人已把他追逼得如此精疲力竭——他迈出的每一步都十分沉重，木头格吱格吱直响。他终于走进自己的房间，擦亮点火器，点燃写字台旁的蜡烛。他的动作完全是下意识的、机械的，就象他多年来的习惯一样：要坐下身来工作；他情不自禁地、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因为以前他每次散步回来，总要带回一段主旋律，他一到家就得赶紧把它记下来，以免一睡觉就忘掉。而现在桌子上却是空的，没有一张记谱纸。神圣的磨坊水轮在冰冻的水流中停住了。没有什么事要开始，也没有什么事要结束。桌子上是空的。
但是不，桌子上不是什么也没有！一件四方形的白色纸包不是在那里闪亮？韩德尔把它拿起来。这是一件邮包，他觉得里面是稿件。他敏捷地拆开封漆。最上面是一封信。这是詹宁士——那位为他的《扫罗》和《在埃及的以色列人》作过词的诗人写来的信。他在信中说，他给他寄上一部新的剧词，并希望他——伟大的音乐天才能对他的拙劣剧词多加包涵，希望能仰仗他的音乐翅膀使这些剧词飞向永恒的太空。
韩德尔霍地站起身来，好象被什么讨厌的东西触动了似的。难道这个詹宁士还要讥诮他——一个麻木不仁、已经死了的人？他随手把信撕碎，揉成一团，扔到地上，踩了几脚，怒声骂道：“这个无赖！流氓！”——原来这个不机灵的詹宁士刚巧碰到了他那最深的痛处，扒开了他心灵中的伤口，使他痛苦不堪、怒不可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