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监管也还是不能扼制官员的腐败行为。对于全体人民来说，他们的监管范围应该是很
广的，问题就在于他们是否愿意对官员们的行为进行监管。从个人效用最大化的角度出
发，只有当个人为监督付出的成本能够通过披露行为而获得相应的补偿，补偿还要大于
或等于成本，个人才会积极地去监督官员们的行为（补偿不仅有货币的，还有非货币的）。
个人要获得补偿还需要一个条件，即他监督的有效性要获得他人或社会的承认，尤其是
要获得司法机关的承认。那么这就要求实行监督的个人的意见能迅速地反映上去，因而
畅通的信息渠道是不可缺少的。在这里合理的司法行为以及畅通的信息渠道，只是鼓励
个人去对官员的行为实行监督，但这只是给官员的合谋制造外在的压力。因此，我们还
要建立一种机制去打消官员进行合谋的动机。正如前面所分析的，官员们进行合谋是为
了获得更大的效用，但如果他合谋反而会降低他的效用，他就不会进行合谋了。因此增
大对官员进行合谋的惩罚值就可以满足这一要求。增大惩罚值有两种途径，即增大惩罚
力度和增大披露的几率，增大惩罚力度可由立法机关来改变量刑的轻重（这颇有点法家
的思想），提高几率则是由个人进行监督的积极性来体现的。在这样的机制设计下，应
该能降低官员进行合谋的行为。
进一步考虑，如果官员之间已经存在有合谋行为，并且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合谋体，
那么应该采取怎样的措施来击破这个合谋体呢？我们还是从“边际”的概念出发，如果
合谋体中的一员脱离并检举参与合谋的其它人的话，他就可以获得更大的效用（即进行
合谋的机会成本很大），那他就会放弃合谋行为，转而检举合谋。在这里有如下公式：
进行合谋所获得的预期净效用= 进行合谋所获得效用- 合谋被披露以后的惩罚期望
值
合谋被披露以后的惩罚期望值= 惩罚力度×披露几率
进行合谋的机会成本= ＭＡＸ（检举合谋得到的效用；不进行合谋得到的效用）
因而，当增大合谋的机会成本后，即有的合谋体也变得不稳定了。这是因为率先披
露者将获得更大的效用。尽管参与合谋的官员在私下里能统一口径，继续组成一个稳定
的合谋体，藉以追求更大的长期利益，但只要他们所能获得的预期利益累计折现值要小
于检举所带来的奖励效用，合谋体就不会稳定。
（2 ）政府要对企业的经营者建立一套有效的激励—监督机制。按照上一对策的思
路，政府要对经营者的行为进行有效的约束，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是增大经
营者进行合谋的机会成本，比如说，提高经营者的货币和非货币的收入。尽管有人说，
经营者高收入不一定能有效地治理他们的“搭便车”行为，这话并没有错，但关键的是
“搭便车”问题是一个现实中难以完美解决的问题，解决它还要靠意识形态的作用，我
们只能尽量减少它的发生。③第二是提出一套有效的对经营者的合谋行为进行惩罚的行
政法规，要让经营者充分意识到一旦他的合谋行为被披露，他就要付出惨痛的代价，这
一工作应是由立法机关、司法机关会同行政机关来共同制定的。第三是增加本企业和其
它企业职工的监督积极性及信息自下而上的传递速度。尤其是职工的有效监督要得到有
关政府的承认，并予以相应的奖励，奖励的大小应要保证职工为监督而付出的私人成本
得到补偿。但实际上确定该私人成本也是一个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故在实践操作中就应
该明确地给出奖励的额度。
（3 ）关于如何解决政府官员和经营者的合谋体的建议。本着上面的思路，这可从
以下几方面入手。第一，鉴于这个合谋体所导致的危害最大，故从打消他们进行合谋的
动机来说，要加大惩罚的力度，这是立法机关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我国现实生活中迫
切需要的。第二，对既有的合谋体的成员，应加大他们进行检举合谋行为的效用，当合
谋体所造成的危害特别严重时，还可既往不咎甚至予以奖励。另外对于那些最容易进行
合谋的政府官员和经营者予以更高的收入（因为当他们的行为很不容易控制或有较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