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明理学中，圣人之道和为圣之方是圣人之学不可分割的两个根本性问题，它们在一个成熟的儒家哲学体系中相互依赖，相互成就，构成一个以成就圣人品格为最高目的的包括宇宙论、生存论及方法论在内的有机的理论整体。圣人之道是指人的终极存在和终极意义问题，其中包含有宇宙本体问题，格物问题是为圣之方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成圣成贤的方法论问题，显然也是以本体论为基础的。从逻辑的角度看，本体论是方法论的基础和前提，有什么样的本体论就要求有什么样的方法论与之相应；然而就具体的哲学发生来看，方法论往往是本体论的前导，方法论问题的解决同时就是本体论问题的解决。奠定王阳明心学体系的“龙场之悟”正是由于对格物问题的顿悟而解决了圣人之道问题，从而完成了由道论到心论的本体论转换。
一
格物问题是困扰阳阴早年思想的最大难题，他说：“某十五、六岁时，便有志圣人之道，但于先儒格致之说若无所入，一向姑放下了。一日寓书斋，对数筮竹，要去格他理之所以然。茫然无可得；遂深思数日，卒遇危疾，几至不起，乃疑圣人之道恐非吾分所及，且随时去学科举之业。既后心不自已，略要起思，旧病又发。”[1]将这一段与《年谱》相参照，可知阳阴早年沿朱子学求圣人之道的过程即是格物实践的过程：他十五、六岁时，遍求考亭遗书读之，于格致之说若无所入；十八岁时，谒娄谅，语宋儒格物之学，深契圣人可学而至，于是举课之外博取经史子诸书读之；二十一岁时，至京师会试，为宋儒格物之学，格竹求其所以然之理，遂遇疾，几至不起；二十七岁时，以朱子读书循序致精之法，思得渐渍洽浃，然物理吾心终若判然为二，沉郁既久，旧疾复作。可见格竹和读书循序致精是两个具体形式的格物实践，均以失败告终，其中尤以格竹为后人骇异，以为奇事。然细绎朱子格物之说，格竹之举乃其中合有之义，不能因为理学史上绝无仅有而非笑阳明，以格竹为阳明少年时事也证据不足。据《年谱》记载，弘治三年庚戌（1490），阳明在余姚随父守祖父竹轩翁丧；五年壬子（1492），阳明二十一岁，举浙江乡试，“是年为宋儒格物之学。先生始侍龙山公（父亲王华）于京师，遍求考亭遗书读之。一日思先儒谓‘众物必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含至理’，官署中多竹，即取竹格之；沉思其理不得，遂遇疾”。[2]（第1223页）而陈来先生《有无之境》谓“阳明在1490—1493只当在姚随父守丧，断不可能在1492（壬子）‘随父寓京师’而格官署之竹。且《年谱》既已明言‘壬子二十一岁在越’，则又岂能在京师官署中格竹？此可证明，《年谱》所谓‘先生始侍龙山公于京师’，乃指壬子以前事也”，并认为格竹事件发生在18岁以前，是误解朱子格物说的幼稚之举。[3] “始侍”指壬子以前事断无可疑，壬子“随父”寓京师也的确不能十分肯定，但由此推断阳明不可能在壬子于京师官署格竹却不能无疑。事实上，《年谱》明载阳明是年中乡举，且已赴京师会试。浙江考生一般在十一二月起程，一个月左右至京，阳明完全有可能在秋榜发后不久即已起程，则十一月前就可到达，有足够的时间在壬子年内格竹，与《年谱》“壬子二十一岁在越”并不矛盾。况且，阳明《祭外舅介庵先生文》云“公既服阕，朝请于京，我滥乡举，寻亦北行，见公旅次”，[2]（第1212页）已言起程之早，盖阳明岳父介庵先生与父亲龙山公同年丁忧，此时既然服阕朝请，则龙山公大约已在京师矣。按常制，三年丧期实际只有二十七个月，竹轩翁卒于庚戌（1490）正月，则壬子（1492）春夏间龙山公即已服阕，无须延至癸丑（1493），（据《年谱》，阳明嘉靖初年居父丧的时间正是二十七个月）阳明完全有可能于是年“随父寓京师”而格官署之竹。
阳明格竹恰是因前人从来没有如此作为而勇于实践的结果，这是对朱子学有了深刻认识后才有的行为，绝对不是不了解朱子意旨的轻率之举。格竹不仅抓住了朱子格物说的肯綮，而且也正因此集中暴露了朱子理本论的内在矛盾，难怪阳明会因此得疾，且几至不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