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法律法规的滞后和缺失
上面论述的关于“内部行政行为”是否具有可诉性，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规定，这种缺失是当前学生权益得不到法律救济的主要原因。同时，我国教育立法整体上看，内容陈旧，语言笼统、粗糙，不够严谨，立法观念落后。《学位条例》、《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以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分别于1981年、1989年、1990年实施，是特定背景下由政府推进立法的产物，不能适应发展的要求。比如：《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63条规定，对品行极为恶劣，道德败坏者，学校可酌情给予勒令退学或开除学籍的处分。这种带有主观性和政治色彩的语言实践中很难把握，容易引起歧义。法律是调整人的行为的，道德的评价具有时代性、主观性和不确定性，不应该成为法律用语。而有些高校却把学生同居定性为“品行恶劣、道德败坏”，让人不可理解；还有第65条规定，对因“政治问题作出勒令退学、开除学籍，须报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有关部门同意。”这意味着党委有关部门不同意的话，该处分无效，但这是对违法者的处罚，而不是对违纪党员的处罚，[8]由此可以看出传统政治思维的怪圈。其次，教育法律法规宣言性条款多，操作性差，程序性规范少，可诉性弱。最后，教育法规存在与上位法冲突的问题。如：《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三十条的内容就违反了《婚姻法》第二条“婚姻自由”以及第四条“ 结婚必须男女双方完全自愿，不许任何一方对他方加以强迫或任何第三者加以干涉”的规定。
（四）高校制定的规章制度违法
高校自己制定的规章制度普遍存在着重视学校权力而轻视学生权利，权利性规范与义务性规范严重失衡的现象。翻开各校校规，我们看到的是大量的“应该”“不准”等限制性条款，几乎属于义务性规范和禁止性规范的罗列，很少甚至没有对学生的授权性规范。权利与义务是法的核心内容，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享受权利的同时必须履行相应的义务，反之亦然。校规中权利与义务设定的严重失衡，足以说明我们对高校学生权利的漠视。同时，在“从严治校”理念的指导下，高校管理者往往从严制定校规。这种校规与相关法律法规相比，对学生要求的标准更高、管理更严、处分更重，从而与法律法规抵触。如规定“考试作弊者，一律按退学处理”，本科的毕业证或学位证与大学英语四级证或计算机等级证挂钩，将纪律处分与学位证挂钩，在校研究生不得生育等，都与法律法规抵触，当属无效。
由以上分析可见，从理论认识到高校管理者的思想观念，从法律法规到高校校规，都隐含了侵犯学生权益的危险。高校学生与高校管理者相比，处于弱势地位。采取有效措施，切实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是依法治国的要求，是人权保障的要求，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要求。
三、依法治校，实现高校学生管理的法治化状态
依法治校的本质是学校管理者在学校管理中体现法治精神，并以法律为最高权威，依法决策、依法办事，把学校各项工作纳入法治化轨道。所谓“法”，是指学校管理之法源，有广狭两种理解，广义的“法”不仅包括专门的教育法律、法规和规章，如《教育法》、《教师法》、《学位法》、《学校教育法》、《继续教育法》等，还应包括《宪法》中有关学校教育之内容，同时其他与学校教育有关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如《未成年人保护法》、《妇女权益法》、《残疾人权益保障法》等，也涉及有关民法、刑法、行政法等各部门法。狭义上主要是专指有关学校教育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依法治校所依之法，宜从广义的角度来理解，事实上，依法治校既应依专门规范教育事项的特别法律，又必须依全社会共同遵守的一般法律。所谓“治”，是指管理，而非管制，是管理和服务的统一，不是消极地运用法律来管治学校，而是指在学校管理中能动地开展依法育人、依法管理。不能把依法治校片面地理解为“以罚治校”，法律除了具有惩罚、警戒、预防违法行为的功能，还有评价、指引、预测人们行为，保护、奖励合法行为，以及思想教育等基本功能。依法治校对学生管理的要求就是依法管理，从而实现高校学生管理的法治化状态。当然，这是一个系统而复杂的工作，牵涉到方方面面，并与依法治国方略的逐步推进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