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分类是基于学生基本权利所做的划分，也可以根据侵权的性质分为民事侵权和行政侵权两类。民事侵权主要包括侵犯学生人身权、财产权等方面，行政侵权主要包括在学校招生、对受教育者的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处分、颁发学业证书等一系列的管理活动中的侵权现象。[7]
二、造成高校学生管理非法治化状态的原因
造成高校学生管理非法治化状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包括思想理论层面的，这是根源；有法律法规和制度层面的，是思想理论落后的延伸；还包括管理过程中的具体方式层面的，是传统思维和法治观念淡薄的具体表现。
（一）传统思维依然强势，法治人权观念淡薄
“师道尊严”，“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些传统观念在人们的潜意识中还是根深蒂固。在学校教学和管理中，学校与教师往往居高临下，具有绝对权威，学生只能尊重和服从。即使老师有错误，也容不得学生怀疑和辩解，否则就被视为对老师的不尊重，甚至大逆不道。在这种思维习惯的支配下，教育者很难把受教育者当作平等主体加以对待，在学生管理中也就容易出现“家长”式作风，进而造成对学生基本权利的忽视和侵害。《世界人权宣言》第26条规定：“教育之目标在于充分人格，加强对人权及基本自由尊重。”尊重学生的人权和自由，尊重法律赋予每个公民平等的法律地位，是发展学生健康人格的需要，是培养学生民主自由精神、塑造完美个性的需要，更是法治社会的要求。我国相关法律法规赋予了受教育者及受教育者作为公民广泛的权利，作为教育管理者应该认真加以学习和研究，并切实保障在学生管理领域内受教育者权利的实现和不受侵犯，否则就有可能违法。上面提到的诸多侵权现象，教育管理者可能并不是有意违法。往往基于“为学生好”这种美好愿望和良好动机，对学生严格要求而侵权，并不知道其所谓“严格要求”有时是违法的。因此，教育管理者的法治观念淡薄是造成高校学生管理非法治化状态的重要原因之一，并延伸到学生管理的各个层面。
&nbp; （二）关于高等学校的法律地位以及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比较模糊
高等学校的法律地位以及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如何定位，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按照我国《民法通则》的划分，公立高校属于事业单位法人，这实际属于私法上的界定。法德等国的行政法理论普遍存在着公务法人的概念，倾向于将公立高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定位为特别权力关系。我国行政法没有公务法人的划分，只是根据“特别权利关系”，创设了“内部行政法律关系”。作为“特别权利关系”，按照传统的法学理论，是一种管理和服从关系，不由法律调整、不得寻求法律救济。后来，德国行政法学界进行了修正，大多数学者提出应以处罚事项是否涉及公民基本权利作为是否应该纳入司法管辖的依据，德国理论界为此提出了区分特别权力关系的设想，把特别权利关系分为管理关系与基础关系，并把基础关系（即学生的身份资格取得、丧失等）作为可诉行为，从而开创了特别权力关系可以纳入司法管辖的先河。我国的内部行政法律关系是否具有可诉性，一直是一个争议颇多且未体现于法律明文规定的问题。如果高校的内部行政行为不具有可诉性，不受司法审查，学生管理也就无所谓违法与否，“侵权”这一概念本身在学生管理中就毫无意义。进而，就会出现“法外治权”，高校也就会成为法治社会的“空白地带”，但这是“法治社会”所不能容忍的。我国法学理论界一般认为公立高校属于法律法规授权行使部分行政职能的授权组织，是行政主体的一种，但我国《行政诉讼法》及相关法律并没有对“法律法规授权组织”的范围明确加以界定，更为严重的是内部行政行为一直被排斥在司法审查的范围之外。尽管司法实践中出现了把高校作为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其管理处分学生的行为理应纳入司法审查的倾向，但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并没有被各地法院所接受。各地法院仍然按照自己的理解，对于侵犯学生权益的案件有的被受理并作出判决，有的却以“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为由被驳回，致使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模棱两可和不确定的现象。同时，高校管理行为哪些属于司法审查的范围，哪些属于其办学自主权的范围，理论界的认识和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也相当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