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的市场，不存在灵敏的价格体系的条件下所达到的均衡”（厉以宁，1994）。由于人们对瓦尔拉的批判，二战后，凯恩斯的宏观非均衡分析开始为西方学者所接受。凯恩斯认为国家干预的有形之手与市场调节的无形之手共同成为市场经济调节的手段。此后关于凯恩斯的宏观非均衡的研究促进了非均衡思想的发展。凯恩斯以后的一些经济学家，在非均衡研究中做了大量的工作。其中，帕廷金、克劳威尔、莱荣霍夫德、巴罗、格罗斯曼、马林沃德等人作出了突出贡献，进一步完善了“非瓦尔拉均衡”思想。客观地说，西方“非瓦尔拉均衡”思想对邓小平经济非均衡发展思想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践中形成有着重大的影响。
邓小平经济非均衡发展思想不仅借鉴了西方古典经济学的一些优秀成果，而且吸收了西方发展经济学中的有益思想。不平衡增长理论作为发展经济学的重要理论之一，为邓小平相关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发展经济学先驱之一赫希曼在20世纪50年代针对当时保罗、罗森斯坦—罗丹和雷格那、纳克斯等人的平衡增长理论持有不同的看法，提出了不平衡增长理论。该理论从发展战略方面分析了不发达国家经济结构、产业关联、区域间联系的特点，并在此基础上阐明了不发达国家工业化道路的特殊形式。不平衡增长理论将经济看作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能动过程，并确认主导部门的存在。赫希曼认为增长应该是不平衡的。就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来看，其增长过程也是不平衡的。在不同的增长率的产业部门之间，由于存在投入、产出的关系，某一部门的增长，常对其他部门产生一种压力，以诱导其他部门的增长。因此，经济增长的过程通常是，由一个或数个增长中心向其他部门传导。这种不平衡前进的方式较之平衡增长的好处是，给引导投资的决定带来相当可观的机会，并由此经济地利用了不发达国家稀缺的资源。发展是一条不平衡的链条，平衡恢复是压力、诱导和强制的结果，走向经济发展的道路布满着技术、设备、劳务和产品的瓶颈与短缺，必然是无序的。
由此，我们可看出不平衡是经济发展的动因。我们的目的必须是保持而不是消除不平衡。从国外经济学界对于经济非均衡发展的研究，邓小平认识到，根据中国的实际，无论经济增长还是经济波动，都必然受到经济的非均衡的制约。因此邓小平从中国落后的现状出发，制定出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
（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非均衡思想为邓小平的经济非均衡发展思想的确立提供了哲学基础
邓小平经济非均衡发展思想有着深厚的哲学基础，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平衡与不平衡的辩证法。深入地研究这一思想内涵所依据的平衡和不平衡的辩证法思想，是我们正确地贯彻和实施这一战略思想的需要，也是进一步学习和掌握邓小平辩证思想的需要。
平衡和不平衡是唯物辩证法的一对基本范畴。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平衡和不平衡的辩证统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把非均衡发展作为一个时期选择和运用的经济发展战略，则是邓小平在继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的创造和发展。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从平衡和不平衡的角度对许多经济现象进行了分析研究。马克思研究了不同的生产部门、社会生产两大部类、各个资本集团之间的平衡和不平衡的关系。正是在分析各个领域中大量存在平衡和不平衡的关系的基础上，马克思从哲学的角度对这个问题作了一个概括。他说：“平衡总是以有什么东西要平衡为前提，就是说，协调始终只是消除现存不协调的那个运动的结果”。在这里，马克思指出了平衡是以不平衡为前提的，不平衡是经常的，平衡是消除不平衡的结果。马克思关于平衡与不平衡的思想对于我们理解邓小平的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发展起来，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战略有重大的启示作用。恩格斯在研究自然辩证法过程中从运动的角度对平衡与不平衡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他指出，相对静止即平衡，一切平衡都是相对的和暂时的。同时他认为不平衡是绝对的，静止、平衡是相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