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假设这样一种情况，一个位高权重的官员面对不法商人的行贿，他选择受贿还是不受贿，取决于他的预期。如果他预期，在既有的制度下面，一旦受贿，被查处的可能性很小；即使被查处，惩治的可能性也很小；即使被惩治，惩治的力度也非常小，小到远低于受贿带来的收益，那么，他的事前决策就是选择受贿。而相反，如果他预期在既有的制度下，一旦受贿，被查处的可能性非常大，一旦查处就将被惩治，而且惩治力度也非常大，远超过他受贿所带来的私人收益，这样一来，他事前的决策就将是选择不受贿。因此，吴官正同志提出，要使得腐败分子“政治上身败名裂，经济上倾家荡产，思想上追悔莫及”，[16]相信对于所有的官员都具有震慑作用。其效果必然是，有人即便想要腐败，也会因为考虑到后果之严重而不敢腐败。
制度的功能除了通过给人们稳定的事后预期从而决定官员的行为选择之外，还决定了相对人的行为选择。经济学认为，现代经济增长除了资源性因素之外，还取决于制度安排。更具体地说，如果在某种制度安排下，个人报酬是根据他将自身的资源禀赋投入生产性领域的程度与贡献来决定，那么，所有人都愿意进行“生产性努力”，经济绩效也就会很好，经济增长也才有制度保障。相反，如果在某种制度安排下，个人报酬与其在生产领域投入的资源和贡献不相匹配，辛苦劳动与合法经营获利很少甚至无利可图，而通过不法行为与官商勾结却可以大发横财，这种制度会导致一种反向激励：即鼓励个人或组织将资源与精力投向“分配性努力”：不是试图通过努力做大蛋糕去获得更多收益，而是把资源与精力用于争取在已有的“蛋糕”中划出更大的一块，这样的结果是必将形成腐败的文化氛围，即不腐败者不得食，或者说是不腐败者不好食，必将形成经济增长停滞甚至倒退的局面。
3、信息不对称与腐败
传统的经济学分析依靠“完全信息”的假设条件。该假设条件意味着市场可以向每个经济主体提供他决策时所需要的全部信息，把信息问题从经济学中排除了。在实际经济活动中，信息的不完全性是普遍存在的。从这个角度考察腐败问题，可以认为腐败是官员与其相对人建立在非对称信息基础上的博弈行为。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大家越来越意识到，社会信息化对社会生活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广泛而深远，大到国家的政治生活，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无时无处不体现着信息化的力量，人类社会对信息的依赖与日俱增。信息作为一种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大大节约了能源和其他物质原料，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导致信息资源观与信息财富观的确立。申农认为，信息是使不确定性消除的某种东西。信息是决策的基础，是对决策实施过程进行有效控制的依据，各个利益主体为了消除自身决策的不确定性，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就必然要围绕信息的获取、控制、开发与利用展开激烈的竞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意味着谁拥有信息，谁拥有比他人多的信息，谁就拥有比他人更多的资源或财富。
根据信息经济学理论，信息不对称是指行为参与者对特定信息的拥有是不相等的，有些参与人比另一些参与人拥有更多的信息,而且这种信息分布状态是已知的。这种对相关信息占有的不对称状况导致在交易完成前后分别发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所谓“逆向选择”是指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参与交易或交往的一方可能隐藏自己的私有信息,反而提供不真实的信息以谋求增加自己的利益,但是这种行为却损害到另一方的利益。至于“道德风险”是指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参与交易的一方在双方合约签订之后才会作出某种选择,如果合约当中所隐含的激励设计不佳,或是没有充分考虑到信息不足的缺陷,极可能引起参与交易的一方利用合约激励机制中的不完善之处选择对自身有利的“机会主义行为”,使另一方利益受损。“道德风险”的具体表现形式可分为三类:一是私下改变合约,不按合约中规定的项目执行;二是隐瞒合约执行结果,逃避所应承担的义务;三是在履行合约时不负责任,不努力工作,造成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