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官必有情妇？情是贪的天然盟友，还是人类的本性在一定条件下的自然结合？贪官与情妇是市场经济不可避免的产物吗？离婚、情妇现象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产物还是伦理道德的一种堕落？就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李银河研究员。
专家背景：李银河女士是已故著名作家王小波的妻子，北京人，社会学家，１９５２年生于北京，１９６９年下放内蒙古，１９７４年入大学读历史。１９８２年至１９８８年在美国获匹兹堡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曾任北京大学博士后，副教授，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婚姻家庭研究室主任，博士生导师。著名的论著有 《性的问题》，《女性的现状与未来》，《虐恋亚文化》，《他们的世界》，《性的中西对比》，《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等等，不少作品引起了国内外学界的高度评价。
记者：您如何看待贪官与情妇这一现象？
李银河：现在这种现象有越来越多的趋势。有许多人指责情妇现象是“红颜祸水”，是情妇导致了贪官的产生，我认为这很不公平。社会在发展，人们的伦理观、道德观也在逐渐变化，有许多在传统观念中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的东西，如同性恋、同居、单身、丁克家庭等等，正在逐渐被人们容忍、接受。而情妇只是贪官才有吗？我看不是，在社会的各个阶层都有这种现象。一个是社会的伦理观在发生变化，另一方面，“衣食足而思淫欲”，情感方面的需要是一个原因，而现有的婚姻家庭制度也有其结构上的缺陷，因此，情人现象的产生是必然的。至于是贪官收买的情妇，还是情妇勾引了贪官，只是发生在贪官身上才会有这些争论，而发生在另外一些人们身上，人们就不会关注这些了。
记者：现代社会涌现的情人、同性恋、同居、离婚率上升等现象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还是道德伦理上的一种堕落？
李银河：这两者我都不同意。我认为是我们现行的婚姻家庭制度出现了问题。是社会针对这些问题进行的自我调节。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其生存的方式、生存的条件有了更高的要求，这些要求在推动着人们的法律观、伦理观逐渐发生着变化。现在的确有许多成功的男人有不止一个情妇，这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沉积有关，一个男人有了钱，但是钱不是最终的消费品，享受最终要传达到人们的感觉器官，而对女人的拥有从来就是男权社会中一个不成文的成功标志。所以情妇现象的出现就不奇怪了。我觉得不要单独地提“情妇”，说是“情人”现象更贴切些。因为情妇专指女性，而现在有些成功的女性也在包养情夫。
无论情妇或者情夫，也许一开始是建立在平常所说的“权色交易”之上的，但是人是感情动物，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之间有了感情，你就很难说这还是一种交易了。法律和社会应当允许人们有多种选择，应当对“情人现象”采取一定的宽容态度。人有权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比如有些人喜欢做“夫妻交换”的游戏，如果这种游戏是建立在自愿基础之上的，法律应该去干预吗？外人有必要去谴责吗？但是任何选择不能以伤害另一个人或其他人为代价。你如果选择那种无拘无束的生活，你可以选择不建立家庭，你如果建立了家庭的话你可以离婚，然后再去重新建造你的生活方式。但是建立在金钱和交易之上的感情和性我是不认可的。
记者：您认可“性贿赂”这一说法吗？
李银河：一方用美色去打动另一方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是现代人的发明。春秋时期越王勾践献西施给吴王夫差，掩护勾践东山再起；三国时王亢将貂蝉分献给董卓和吕布，离间董卓和吕布的关系，都是很好的“色情贿赂”的实例，所以色情、性可以作为贿赂的手段。
但是，司法实践中不好把握其“度”。因为作为贿赂工具的色情、性不是一种可以量化、可以计算的物质，而是承载于人身之上的。这个人作为贿赂手段的一种载体，本人在交易中也满足了自己的目的和要求，那么这个人在“性贿赂”中如何定位？是帮助犯？是同谋？还是单独订立一个罪名？如果一方花钱买了一个人作为性工具给了另一方，可以直接按所花的钱数定贿赂，而如果一方仅仅是给了对方一个女人，甚至这个女人对对方有了感情，这怎样定罪？我认为法律对这一问题应该慎重，不要轻易作出结论，这在实践中是很难把握、很难操作的，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交给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