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谁来真正拯救我们民族银行业？
笔者也并非是说中资银行不能允许向外资开放，而是不能一窝蜂、不能赶超、不能“大跃进”、不能绝对化。要根据不同银行的属性、功能、定位决定选择银行的战略投资者，要寻求彼此双方“都需要”进行联姻，要坚决多决投机主义和机会主义者，要量力而行、量需而行，切忌追星，否则看似一片热闹、繁荣，其实背后是虚假和不真实。就像“泡妞”一样，并非一定要是明星，不然自己被卖掉还不知道找谁要钱！最后伤害的是国人利益。
其中的关键是我们必须清晰的明白靠谁来拯救我们的民族银行业？外资纷纷踊跃排队进入中国银行业真是来拯救我们的吗？通过变卖中资银行股权果能实现民族银行业的真正复兴吗？
我看未毕，不然哪个决策者、倡导者敢于站出来承担这个民族的责任？
我们总是期望别人做什么。愿望是良好的、纯洁的，但是如果真实按照这个意愿去制定战略，那我们岂不是太幼稚了！从一开始就知道不能达到预期目的的事情为什么还要断然坚持？知道这样做不会成功，而且自己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受到损失是惨重的，也就是得不偿失，又为什么还要为之？
大国之间政治都是利益权衡的结果，没有太多想当然的，中国作为一个有一定经济、外交实力的大国，目前因为人民币汇率、资本流动、银行管制等等致使我们对很多问题有宽裕的周旋空间和耐受能力，可是假设中国70％银行变成我们自己无法完全控制，别说行政干预，恐怕所有宏观经济政策的传导都要大打折扣。
撇开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遮蔽，仅就目前的银行引资改革而言，这种单向开放的思路可能将引发严重的后果。其中最有可能发生的就是，中国国有银行无所不在的网路资源可能成为外资金融机构品牌和高端业务的廉价销售渠道。这种情形，在中国的其他行业、特别是笔者前面详细论述的汽车行业中已经广泛出现。在这个正在被悄悄打造的新的金融价值链中，中国银行获得的可能只是一点面包屑式的代工费。在中国分配格局已经严重失衡的情况下，这种后果将不仅仅是一切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人士心里难以接受的，而且也是中国政治、经济很难承受的。
同样，另外一种后果也同样可能发生。国际资本通过超高工资以及其他种种看上去完全符合国际惯例的手段，赎买中国的技术官僚阶层，强化国有银行(到那时可能是外资银行)的垄断地位，获取在别处完全不可想象的金融垄断溢价。以跨国巨头的资本实力和中国政治体制固有缺陷组合而成的新型金融垄断，可能比现有的金融垄断更加具有隐蔽性和压迫性。如果这种情况真的成为现实，那么我们现在就可以提前宣布，中国的本土银行服务业已经被彻底缴械并将在长时间内被边缘化。垄断，是任何资本都孜孜以求的，在这里，任何侥幸的假设和不符合实际的幻想都没有存身之地。
笔者试图描绘一幅不甚清晰的未来全球银行版图，但可以清晰看到倘若跨国巨头掌握了市场占有率极高的中资国有银行，有着顽强储蓄传统因而储蓄资源特别丰富的中国，就可能成为跨国公司在全球进行资金配置的一个主要的储蓄抽取地；外商通过控制中国遍布经济生活各个环节的银行，便捷地掌握了我们企业、组织、家庭、居民个人的所有信息。如此，中国就随时可能成为全球经济、金融乃至政治版图中被“偷窥者”，成为全球资金流动的候补受害者。金融作为一种工具，具有极强的财富分配功能，在这种全球性的财富分配游戏中，中国除了某些顶层阶级可能受益之外，其他阶层的在食物链中的位置可想而知。事实上，中国纳税人在与国际金融资本的第一场博弈中就输得一败涂地，因为他们对国有银行数以万亿计的注资，已经部分被跨国金融资本通过参股方式轻而易举地收入囊中。跨国资本不会比权贵资本更贪婪，但也决不会比他们更仁慈。最理性的选择因此也是最可能发生的结果就是，跨国资本与权贵资本携起手来，进行一场超越国界的合谋。
笔者无意为中国金融改革描绘出一幅阴郁的图画，但上述种种后果并非是小概率事件。对于这些重大的不确定性，集中了中国目前一批最优秀技术官僚的金融管理当局，不可能不察觉到。而之所以要在现在冒险推进，一来是因为他们与国际资本有着深刻的文化认同，二来则是因为现实的形势所迫。2006年12月，是中国全面履行WTO相关金融协议的最后一年。大限一过，武装到牙齿的金融大鳄将鱼贯而入。不难推断，在那些偏爱“以开放促改革”、“以市场换取管理”的战略家眼中，这是中国金融改革毕其功于一役的最佳时机。显而易见，中国金融正面临着一场生死豪赌。不幸的是，这是一场并没有太多胜算的赌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