琴（不带乐队！）放在教堂里吗？管风琴在中世纪、文艺复兴时代和巴洛克时代不也是纯世俗的、非常普及的伴奏乐器吗？它不是也曾为舞蹈伴奏吗？伟大的教堂音乐家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不是也像莫扎特那样，不同意从根本上将世俗音乐和宗教音乐割裂开来的主张吗？他不是毫无顾忌地将世俗性的祝愿康塔塔《站在十字路口的赫丘利》的音乐用于他的圣诞清唱剧吗？还有，上面提到的帕列斯特里那的无伴奏合唱艺术和古曲的复调声乐，它们甚至排斥管风琴伴奏，在持续不断的变化中一仍其旧而完全僵化，成为“古代风格的化石”（胡克语[12]），对于今天的听众而言，它们与当时的世俗牧歌音乐果真有天壤之别吗？不，这类据称是教堂音乐楷模的１６世纪教堂音乐，至少像莫扎特一样，与它所处的时代息息相关。莫扎特萨尔茨堡时代的弥撒曲风格以其《加冕弥撒》而得到最完美的体现。教堂音乐风格是不存在的！将宗教的和民俗的音乐分离开来的作法是非历史的。
“光荣归于天上的上帝”：在这歌词、这音乐和这音乐谱写者的生活之间，存在着多么强烈的反差呀！在这已经成为“音乐中不可企及之美的经典作家”[13]的大师与他所受到那专断的大主教的凌辱之间，还可能存在着更大的反差吗？１７８１年，当莫扎特递上他的离职申请时，被大主教骂作“瘪三、滑头、无赖”。宫廷大管家阿尔考对三次离职申请不作答复，一脚将莫扎特踢出客厅。莫扎特像一只癞皮狗一样被赶出门外，他的“荣誉”为“在上的”、为向自己索要一切“荣誉”的真正主人所践踏。然而，上天旨意是公正的：莫扎特在大主教于１８００年被法国人赶出主教府邸而被逼迫下台，他亲身经历了他的前管风琴师和乐队首席乐师获得世界声誉的盛况，在１８１２年——莫扎特离世后二十多年——方才死去。当这位大主教看到，他曾经像对待驯养的动物那样对待的是个什么人物时，他内心会作何感想呢？这个人将他的宫廷作曲家指派到维也纳，在他家将他与佣人安排在一起；他禁止这位具有日益觉醒的资产阶级自我意识和反抗思想的天才作曲家举行公开的音乐会；这个人正是以其封建专制主义当权者的颐指
气使而引发了他的首席乐师的辞职要求和与他的最终决裂——当他回忆到所有这一切的时候，他内心会作何感想？“我再也不想听到萨尔茨堡，”莫扎特当时在一封信中对他父亲说：“我对大主教恨得发狂。”[14]
当然，几年之后，当巴黎革命爆发，人头滚滚落地的时候，那种侯爵—僧侣的压迫便随之成为过去。在巴黎，人们再也不谈“光荣归于天上的上帝”，更不谈“和平、和平、和平”（在《加冕弥撒曲》中三次特别加以强调），也不再谈“在受他恩宠的人中间实现和平”！“光荣归于上帝”？正是这种令人遗憾地为教会许多代表人物所推行的狂妄的封建权力造成了严重后果：当时在巴黎流行一个口号：“将教士绑上灯柱！”许多人转而反对一切上帝信仰，因为它曾为那些受到上帝垂恩而进行统治的侯爵、大主教和教士充当遮蔽理性之光、使人停留于未成年和不自由状态的工具。无神论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成为政治纲领！１７９３年１１月１０日，基督教的上帝，那个在整整１２年之前为《加冕弥撒》荣耀称颂的上帝，在巴黎圣母院被赶下圣坛，无神论的理性被宣布为与之对立的神明。现在，光荣归于理性和体现理性的民族主义国家，在祖国的名义下召唤人们坚定地进行民族战争：“前进，祖国的孩子们……”——《马赛曲》代替了《荣耀经》！
一直到我们这个时代——试想一下南美的独裁者或者佛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教会始终是非社会的、腐败和衰亡的“旧政权”的支柱。然而，我们学会吸取历史教训了么？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非常明白，如果人们今天重新唱起“光荣归于天上的上帝”，这并不意味着在对抗“自由、平等和友爱”，像当年对所有法国教会所进行的指摘那样。今天，如果人们要为在人与人之间实现上帝的和平而努力，也无需反对理性与法律、科学与民主。现实主义人生——基于理性上对上帝的信任——在今天也是可能的。而这不正是《光荣颂》最终所要告诉人们的么？因为莫扎特的《光荣颂》的欢呼声以四分之三拍快节奏向前推进着：“我们赞美你，我们歌颂你，我们向你祈祷，我们将荣誉归于你，我们感激你”，这欢呼在对耶稣，在对世界上一切主人中之唯一的主的呼唤中，恰恰在关于宽恕罪孽和“怜悯我们吧”的地方转入小调，这说明，莫扎特——他１４岁时曾在西斯廷礼拜堂边听边记录了阿勒格利[15]的《怜悯我们吧》一曲的乐谱，因为原谱既不准复制，也绝不出借，否则将受到教会惩罚——与那个世纪的形形色色的乐观主义相反，现实地考虑到了人生的关键层面，即与失误和罪责有关的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