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数据分析
在监管人员查出败德行为所得奖励Mj 和因工作失职而受到的惩处Lj 既定的情况下，即对监管人员工作业绩的奖惩力度一定时，公职人员实施败德行为的最优概率取决于监管方实行严监管多支付的成本Cy，且与其成正比。这预示着发现败德行为需要支付很高的监管成本，没有付出高企的额外成本就不能发现败德行为，意味着发现败德行为的概率降低了，因而实施败德行为变得相对的容易，故败德行为的发生概率随着监管成本的增加反而提高了。反过来说，在一定条件下，设法降低严监管多支付的成本就可以降低败德行为的发生概率；同理，Cy一定时加大对监管人员工作业绩的奖惩力度能达到同样的监管效果。但是，降低监管方的监管成本，加大对监管人员工作业绩的奖惩力度，在短期内可提高监管人员实施严监管的积极性，但长期效果如何呢？
当Pg >时，监管方的最佳策略是选择严监管。而根据 ＝ Cy /（Mj＋Lj ），公职人员选择实施败德行为的最优概率只与Cy 、Mj、Lj 有关，即与Cy 成正比，与Mj、Lj两者之和成反比。因而，降低Cy 、提高Mj和Lj，都能降低发生败德行为的最优概率，从而达到Pg＞，促使监管人员履行职责。但长此以往，在监管方实施严监管后，公职人员又会趋于选择职务合法合规行为，而使败德行为概率Pg 降低，低至一定幅度就会导致监管方严监管与松监管两者的期望收益等值，监管方又会重新选择混合策略，出现重复博弈。而 ＝Mg/（Mg＋Lg ）表明混合策略中监管方选择严监管的概率主要与Mg、Lg 有关，而与监管人员松监管所受惩处Lj无关。因此，单纯降低监管方的监管成本、加大对监管人员的惩罚力度，而不改变公职人员期望得益，虽短期有作用，但长期来看却并未改变监管人员的博弈策略选择，对败德行为效果不大。
同样地，当Pj>时，公职人员最优选择是遵纪守法。故要使监管有效，必须降低值。而由推导知， ＝Mg/（Mg＋Lg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公职人员未被查出预期所得收益Mg是外生变量，虽然在不同的败德行为行为中由案件的严重性决定可大可小，但在某一固定事件中通常为一常量，即可确定监管者的最优概率主要取决于败德行为被查出受到的惩罚Lg，且成非严格意义上的反比关系。因而加大惩处力度，使Lg值变大，将降低监管方的最优概率，从而形成Pj>的局面，促使公职人员选择不实施败德行为。但久而久之，在没有败德行为的情况下，监管方必然会理性地放松警惕，降低监管力度至一定程度时，败德行为实施与否的期望收益相等，公职人员又会重新选择混合策略，导致重复博弈。结果呢？根据 ＝ Cy /（Mj＋Lj ）， 与Lg无关，即实施败德行为的最优概率与被查出的损失无关。此时即使被查出的损失Lg足够大，根据博弈理论，如果监管乏力，对公职人员而言也只是不可置信的威胁，必然继续延续前科。因此，单纯加强对公职人员败德行为的惩处力度，加大其损失，而不改变监管人员的期望得益，虽然短期内使公职人员败德行为有所收敛，但长期也将导致监管人员降低监管力度，难以真正发挥控制败德行为的作用。
三、启示及建议
（一）公职人员是否实施败德行为及监管人员能否履行职责是问题的两个方面，单纯采取对一方的奖惩来诱导其行为也许短期有效，但从长期看，并不能改善任何一方的理性和道德风险行为。为了达到（松监管，不败德行为）的目标，我们过去总是片面强调加大惩罚力度，因为在一定范围内惩罚得越严厉就越接近这一目标；与此同时，也提倡配合一定的激励措施，希望达到监管方和公职人员的双赢。但惩罚和激励措施必须适度，而实际很难把握：对惩罚而言，力度过大会使部分公职人员产生逆反心理，形成拼死一搏的倾向，反而达不到约束的作用；对于激励而言，其效果受多种因素影响，激励程度不够，会使监管人员在收益增加的情况下仍然松于监管，而过分激励、收益过多会使监管人员产生当前的收益已经足够了的想法，丧失进取动力，同样达不到目的。笔者认为，由检查力度、处罚力度和处罚执行力度三者合一所决定的监管环境是制约败德行为的关键因素。治理败德行为，应由目前的加强对败德行为公职人员的惩处力度为主，逐渐过渡到提高对违法者的检查力度和处罚执行力度与加强对败德行为的惩处力度并重，加大对监管人员失职行为的处罚力度与降低监管成本并重，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