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而言，对于（B）类和（C）类情况的区分和研判更为困难一些。一般地说，古文论中文学审美规律和美学特征，只要不涉及政治、不涉及伪科学，多数内容是属于人文文化范畴的。但能否继承下来，必须结合文论与文学与时代的关系作具体分析。假如某些古文论所对应的传统文学样式或所揭示的文学规律在当代已完全失去生命力，那么，自然属于（B）类情况；假如古文论所包含和体现的美学规律与特征在当代依然具有承继创新的可能，那么，自然属于（C）类情况。实事求是地说，在整个古文论构成中，以笔者外行之见，（B）类情况所占比重较大，（C）类内容所占比重少了一些。像已经提及的古典诗词，及相应诗论的式微，即属于（B）类情况。但需要指出的是，（B）类“失语”情况，虽时代使然，却并非完全绝对，它也与古文论的特殊“话语”对象相关。因为与古文论同根生的传统书（书法）论、画论，当代便没有完全“失语”。评价传统书法、国画的文章，依然是用诸如“笔情墨趣”，“计白当黑”，“气韵生动”、“疏可走马、密不透风”等等传统话语。其所以如此，正是由于这些传统艺术本身依然恪守“传统”，西方文论难以与之对话。那么，为什么书法、国画在当代能基本承传下来，而古典诗词和古典文学却基本“终结”了呢？这是一个既关系我们的论述是否周延又颇有兴味的问题，其下略作些探讨。
古典文学与传统书画的当代命运之所以出现如此大的差异，其关键在于，两者的艺术媒体、艺术对象和艺术特征不同。书法、国画用作表现工具是中国笔墨，笔墨本身没有时代性；而文学的媒体是语言，语言具有鲜明的时代性。随着文言本身失去生命，大量外来和新造的语汇、语法充塞着当代汉语，诗词和其它古典文学也必然要终结或丧失生命。中国书画艺术本身就是空灵的、写意的，尤其是文人书画，更是追求笔墨意趣，用“有意味的形式”抒发胸臆，这使它可以相对脱离时代而存在。文学则不同了，文学的叙事性特征决定了它必须直面现实，不能回避时代，这样，传统的文学样式和风格便必然被淘汰，由新的适应时代需求的文学样式──现代小说──取而代之。但中国传统文论中，小说理论又是最欠发达的。这些因素就决定了古文论大部分内容在当代难免归于（B）类而“失语”。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传统书画论便具有永恒的生命。当代传统书画的危机同样存在，如何适应时代的要求而创新，是书画界在共同探索的课题。但正如人们所困惑的那样，书画创作创新难，理论的创新更难：千篇一律的论艺话语，明白者看着明白，不明白者怎样看也不明白。更糟糕的是，从这些评论中人们几乎辨别不出书画大师与新秀之间的差别。这样，传统书画论也极有可能和传统书画一起，在若干年以后，逐渐因失去当代生命力而同样“失语”，被送进民族艺术博物馆。
通过如上分类分析可以看出，古文论全面“复语”也是不可能的，我们“复语”努力的重点应放到（C）类因素上。但不可否认的是，目前连（C）类因素也“失语了。显然，这与我们主观努力失误相关。失误在何处呢？我认为并不在于所谓“重视不够”，而在于我们对古文论缺少科学分析。当我们将古文论中不该承继的如（A）类因素，无法承继的如（B）类因素统统不加分析地一古脑地呼吁要“重视”、要“承继”时，结果恰恰使本不该消亡的（C）类因素也都一并消亡了（这种不加分析一味呼吁要“重视保护”的情况在对待其它传统艺术如戏曲的态度上同样存在），导致了古文论的全面“失语”。因此，我们今后对待古文论遗产，必须把研究整理的精力放到（B）类因素上，而把“复语”的努力放到（C）类因素上来，即实现古文论的精华“复语”。当然，要具体作到这一点，又谈何容易！
五、古文论精华“复语”目标：中国特色社科文论与人文文论建设
似乎是绕了个大圈，终于回到古文论“复语”的具体目标上来了。对古文论精华“复语”努力的重点我们已经搞清楚了，但“复语”后以怎样的理论形态存在呢？或者我们要以古文论中宝贵的理论资源建构怎样的现代文论话语体系呢？我认为多数人并不清楚。在许多学者看来，只存在一种科学形态的文论，即是从“实践中综合、抽绎、归纳”的“带规律性的东西”，并经实践检验的理论 。中国古文论要“复语”自然要符合这种科学文论的要求。于是，我们的学者在如数家珍地描述古文论博大丰厚内涵的同时，又费劲心思地将其纳入到“科学”的“理论体系”中去。如有先生指出，古文论“并不是不能作出科学的分析和阐述”，“《文心雕龙》中的那些美学范畴和理论命题都不是模糊的、浑沌的，而是有着很清楚的科学理论内容的。” 这种认识是否科学，那是古文论界的学术课题；但这种否证古文论是“直觉”、“模糊”、“浑沌”形态的努力本身，却正表现出对文论学科性质认识的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