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话语倾向于以某种特定的方式来理解民主化。由希腊城邦发展而来的直接民主，一个包容的和秉持公心的公民群体（妇女和奴隶不是公民），身兼立法者和公共管理者（抽签选举）双重角色，这在一个基于大众的社会里通常被认为是不可能的。政治民主制被新自由主义者们理解为民主制与选举竞争的一种精英形式。因此，按照熊彼特的观点（1976），对（定期）选举出来、之后行使统治的领导者（代表）来说，民主制度变成了一种间接的机制。这位《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制度》的作者感到这样的领导者须从"一个社会阶层中选出，这个阶层自身便是一个严格选择过程的产物，视政治为当然之事…[与领导们一起]成功通过其它方面检验的库存产品--好似私人事务当中的学习过程。"（Schumpeter，1976：291）。民主在这个意义上是间接的，倾向立足少数人的主动对多数人的统治。因此，自由民主化并非直接的民主（无论是城邦还是基层的）；它是政治平等制度化尝试的一种间接的，从而是被削弱的形式。这样以来，它便包含着有限的参与、义务和政治责任概念。以下自强到弱是李维莱（Lively，1977：30）所列有关民治要求的一个名单。（熊彼特的定义可能仅仅满足4-7条，或者确切地来说，只与第6和第7条相符合。）
1、所有人都应当参与统治并被纳入到立法、基本决策、法律运用以及公共管理当中。
2、所有人都应当亲自介入关键性的决策--如制定基本法律与政策--当中。
3、统治者应当对被统治者负责，有义务说明他们对被统治者所采取之行动的正当理由，并且可以被统治者推翻。
4、统治者应当对被统治者的代表们负责。
5、统治者应当由被统治者选出。
6、统治者应当由被统治者的代表们选出。
7、统治者应当依据被统治者的利益行事。
对于许多新自由主义者而言，"政治"因而是这样一个行为领域，其行为给予公民群体中那些被启蒙者和/或有产者以不成比例的（不平等的）分量--一个同洛克思想一致的观点（1965）。另一方面，在"经济学"领域，一种在市场中投票的消费者的民主制被认为非常可行。事实上，一些新自由主义者指出，由于技术与信息处理的优势，金融市场以类似于城邦的方式运作，并对政府的信誉和作为给出即时的判断和评价。糟糕的政府倾向于驱散资本，而良好的政府则吸引资本的流通。我们的耳边因而时常回响起（例如，来自银行家Walter Wriston[1992]所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的商业黑格尔一翼）一种"新信息标准"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的声音。厄里斯顿略带夸张地宣称，这一标准比起19世纪的国际黄金标准而言能够更加自动地"规训"政府。他指出市场，尤其是金融市场，是某一特定政府的政策、可信度，事实上是其政治方向一个即时的参照。在这个例子里，制度投资者与证券经销商们扮演着类似市场"全球民主"中的各个政党和代理者的角色。
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内外的社会不平等现象有了大幅增长。实际上，据联合国统计，20世纪80年代，世界上10%最富有的人与10%最贫穷的人之间业已形成的收入和财富的巨大鸿沟扩大了两倍：
1960-1989年间，世界上最富有的五分之一人口占全球收入的份额从70%增加到了83%，而世界上最贫穷的五分之一人口所占的收入份额则从2.3%下降到了1.4%。特定国家内收入分配变化的统计也呈现出类似不平等现象持续增加的图景。这个值得注意的过程亦可在多个地区看到。尽管亚洲某些地区近二十年里的增长显著，但大多数非洲国家在为争取部分世界财富而展开的日趋尖锐的竞争中被相对较远地落在了后面。1970-1989年间，亚萨哈拉非洲占全球贸易的比重从3.8%下降到了1%，而该地区的外国投资下降则非常明显。（Ghai and Hewitt de Alcantara，1994：9）
这些统计数字将表明，在金融市场中，对政府政策的日常市场参照介入的程度极不均衡且不平等--根据定义，穷人少有可供支配的资本用来投资，因此在厄里斯顿的世界里他们从经济上被剥夺了资格。另外一些研究则表明，当社会和教育设施部分地因削减政府预算的压力和平衡为金融市场和"新信息标准"所支配的财务而减少之际，面对困境所做调整的一个不成比例的负担便落在了妇女、儿童和社会中的弱势成员（老人和残疾人）肩上。尽管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的处境面临着种种障碍，但被压制的阶层--包括全球政治经济中被边缘化的人们--面对自身遭受的压迫既非漠然，亦非消极。事实上，这些人有能力去削弱和打破特权阶层的生产和消费循环，以及世界社会中"满足"的大多数所享有的安全感，尤其是在一个全球性的政治经济当中，后者基本上是围绕着或者由一定数量包含富人同样也包含着穷人在内的人口高度密集的城市化地带组织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