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人们或许会认为，由新自由形态的全球化招致的矛盾正推动着大量政治选择的形成。这样一些挑战将使多种不同的全球化概念成为必要，它们建立在对一个正在浮出的全球市民社会和一个全球层面上得到革新的权威和治理形式的民主化之上。对全球透过远距离观察的大众们来说，体现消费文化的大众媒体也显示了成千上万非洲人的苦难--在金融与交易市场令人困惑的旋转、一波又一波的破产和连续不断的失业以及遭受腐败指控的新自由主义政治家们当中，而这统统出现在自由企业的名下。
驾驭经合组织诸国政治经济的最为显著的行为原则是为最大多数具有政治影响的消费者和公民提供最大限度幸福的尝试，他们是富有的、政治上居中的少数。在相当多的国家里，这些人对支撑权力寡头的构成因素起着关键作用。虽然这些公民中的许多人--及其领导者--常常对他人的命运漠不关心（参看本章开头引述葛兰西和索尔仁尼琴的话），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比起其它许多人来生活得更好。我仅仅是说，他们的物质环境相对世界社会中的大多数而言更为舒适且受到了更好的保护。然而，他们自身的安全感遭到的威胁--及其对社会、金融和生态风险之普遍性的感受--近年来有所上升（例如，反映在世界范围的自杀和压力水平的增加上，它们与犯罪、疾病、失业和个人腐败的恐惧联系在一起）。不过，尤其在美国这样的国家里，这种境况越来越建立在政治上"多数人的不参与主义"--即建立在政治冷漠和低层的服从之上；它是一种或许无法行之太久的不参与主义。例如，在美国，身处加尔布雷斯（Galbraith，1992）称之为"富足文化"之中的人们牢牢地守护着他们的金融特权（如，政府为每一个达到100，000美元的个人银行账户提供保险--而穷人和大多数中产阶级没有如此多的存款）。如此之后，享有特权的人就往往放弃了任何一种普遍的社会责任感。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住在封闭的居所--就是说，其复杂之处类似于中世纪的城堡，拥有自己的私人保镖和电子保卫系统（Davis，1990）。加尔布雷斯指出，这些人在面对社会上其它的人们时怀有一种"戒备"心态。因此，尽管美国存在着近乎普遍虔诚的上帝信仰，但身处富足文化当中的人们并不主张针对贫穷的市中心的捐助和社会投资，反而支持针对穷人的一种惩罚性劳动福利计划。此类态度相似于英国19世纪有关穷人法改革的争论。
然而，这种政治境况或许正在转变，尽管不必以进步的方式。对现状的反抗表现为对传统主流政党的一种厌恶（如美国的Ross Perot），或者表现为一种更为反动的动员。伴随抗议的是对秩序、稳定和廉洁政府的呼吁，欧洲极右翼和新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使其达到了一定的程度。举例来说，在意大利，自从新法西斯主义的MSI（意大利社会运动）在1994年成为贝鲁斯科尼政府的一部分以来，上述境况已经超出了右翼反抗和抗议的形式。在俄国，津日诺夫斯基（Zhirinovsky）领导的新法西斯主义自由民主党或许也是一些前共产党国家未来政治潮流的一个先兆。
民主化与全球化
与全球化潮流相连的是一个悖论：商品化和市场力量的扩张造成了社会分裂的后果，但它们显然又与暗示着全球范围更高程度政治平等的民主化传播联系起来。不过，这个悖论并非像看起来那么真实。在过去30年间，我们目睹了自由民主形式在不同环境中的传播（如20世纪70年代的南欧、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和非洲、20世纪80、90年代部东欧和中欧部分地区）。在此期间，自由民主制度的诸形式方面有了一定的传播（自由选举、言论与结社自由、政党多样性及其它权力和责任的宪法保障等等）。然而，与此同时，社会不平等、公共社会设施（即教育与公共卫生）的缩减以及经济再分配形式（如，社会福利与失业保障体系）出现了大规模的增长。这意味着，在许多国家，更高程度的政治平等--民主制的核心--得以建立的社会和物质基础遭到了削弱。形式民主化也伴随着权力关系（即有组织劳动的削弱）的重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