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全球化这个术语越来越频繁地为学者、政治家、商人和媒体所用。虽然这个术语对不同的人意味着不同的东西，但本章中我具体感兴趣的是伴随着国际化的全球化进程或曰跨国流动资本力量统治的方方面面。此类资本力量的增长--它与劳动相关，以其重构某些观念、认同、利益和国家形式的方式--构成了全球化进程的基本社会内容。在全球化的最近阶段，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和保守政治力量有所上升。如果我们以全球化这个术语来指资本力量之社会和地理扩张的最近阶段（一个或许可以追溯到1688年英格兰光荣革命的过程），那么20世纪90年代的全球化则是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内和之间发展的。它扩散到了--在相当不同的社会状况和环境当中--第三世界与前共产主义国家。因此，在本章中，我所分析的全球化形式具备了达到某种程度的新自由主义特征。
在斯特朗格（Strange，1990）称之为"商业文明"的话语当中，商业被认为是借市场竞争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操作和持续不断的利润追求来行使或者无意间行使着一项文明使命的。简而言之，在这种自由主义的世界观中，经济力量被表现为拥有潜在的世界走向和近乎于自然力的东西；它们被表现为超越或高于政治与形式之上的一个相互依赖的世界的基本结构。以全球化为其核心观念之一的商业文明概念是一个相对广泛的新自由主义话语的组成部分，后者暗示，伴随着某种"企业文化"和"市场规训"的增长，审慎的美德、责任、完善的管理与社会进步将多多少少按照自然而然的方式为所谓后冷战时代一个"新"世界秩序提供形态和方向。[3]
全球化术语及与之相连的商业文明概念的这种用法，在一组为阶级支配形式（如资本）辩护并使之合法化的观念意义上，是意识形态的；就其神化诸如市场这样的复杂社会过程与制度而言，它是抽象的。这一派思想的拥护者们时常试图把对世界秩序之社会与空间模式的一种宽泛而不时发生扭曲的改造等同于社会进步的观念。这样的全球化概念可能充当着跨国市场力量、资本权势与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意识形态霸权的一个话语补充。此外，只要它的扩散伴随着其他文明形态及可能性的毁灭与改造，那么商业文明这个词语就不得不被看成是一个矛盾组合体。文明化包含对其他生活和社会组织方式的一种尊重和容忍。虽然人们不得不对相对强大生产力带来的社会进步给予明确的赞赏，但早期或当代文明中的可贵方面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遭到了更为根本性的剥夺，从而被商业化了。[4]
在经合组织国家的日常政治话语中，全球化被广泛地表现为不可避免的，如其不受欢迎的话。事实上，这一话语借助于国际媒介公司的全球性传播得到世界范围的反映和强化，后者常常为政治保守的新自由派们所控制（例如Rupert Murdoch的国际新闻）。这一信息因日趋普遍的广告和活动的召集得到加强，后者注重文化与世界杯足球赛这样的体育事件所体现的个人主义和消费的美德。由此看来，全球化话语从意识形态上有利于跨国资本的扩张，尽管某些跨国公司（如军事工业）可能会对越来越激烈的竞争的来临和国家支持与保护形式的丧失这些削弱其赢利能力的因素而感到恐惧。
全球化潮流出现在一种军事单极化与政治经济多极化的情境当中。虽然俄罗斯最近被接纳到被称为八国"政治"--俄罗斯没能坐上"经济"的高位--集团的大国俱乐部当中，但国际政治仍旧以寡头（如八国集团）和有等级划分的权力结构为特征。在共产常国家崩溃和海湾战争之后，以美国为首的八国集团开始重新构造其军事势力和联盟结构（Gill，1991）。当先前的红军开始溃散，后苏联时期的军事处于实质上的混乱状态之时，美国及其盟国则试图将其灵活反应和迅速发展的势力扩展到世界其它地方。进展缓慢的变化把德国与日本也卷入到集体性的军事操练当中，这时常为联合国维护和平努力所掩盖。与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提出的"新世界秩序"平行的是，八国集团在许多国家的经济与政治改革中占据的分量有了明显的增加，尤其是在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政治道路归于破败之际。如今，第三世界国家和前苏联阵营经历着一种新的经济统治形式，这次则是由一种新殖民主义的资本主义制度所操纵的：八国"经济"集团、世界贸易组织（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