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历史进程及为其所必要的斗争和集体行为形式依然继续着。这意味着从来就没有过福山为人所熟知的、反乌托邦意义上的"历史的终结"。而我则愿指出，用以描述我们时代本质的一种更恰当的方式与葛兰西（1971）的名言相关："旧的正在死去，新的方在生成，期间有着种种垂死的征象。"如同其它期间一样，在此期间弥漫着一种漠视感，然而，人们渐渐地为一种意愿所诱惑，愿就全球化的逻辑及其造成的社会分崩离析后果提出质疑和挑战。但是，尽管当今一些策反运动包含了种种肯定民主制为对日益增长的不平等现象的一种反应的尝试，而另外的一些则带着更为浓厚的族裔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反动的色彩；一些运动还同社团间的暴力一并泛起。这一语境指明了我们对主要全球化概念的分析；正在浮现的世界秩序中的民主、平等和正义问题；以及策反运动得以发展的种种条件。 "商业文明"与新自由主义
如上所示，全球化并非为一新的现象。作为一个结构性变化的过程，它经历了一个并行于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漫长路线：具体地说，如19世纪的英国，资本主义工业化是与一套奉行自由贸易的帝国主义政策和国际黄金标准交织在一起的。全球化的这一阶段同样以其它大国竞争性的帝国主义为特征，以德国的社会商业化和本世纪末美国及其合并贸易保护主义与一个自由企业体系为一体的作法受到人们的关注。
当然，19世纪与20世纪的世界秩序有着实质性的差别。与19世纪相比，今天被全球化了的资本主义具备巨大的生产力，而当新兴的技术（如计算、生物学与传播手段）推动了任务实施的自动化并使其跨越远距离结合起来之际，它的发展与第三次科学-工业革命密切相关。积累越来越以知识为基础，越来越被非物质化和非地域化--特别是在1945年后的跨国资本主义时代和所谓信息革命当中。全球人口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有了很大幅度的增长，其中大多数实际上均受到了当今全球化进程的影响。或许，我们就此可以得出大概的看法，即，19世纪的全球化形式和20世纪的全球化形式二者之间一个关键性区别在于，后者就规模、波及面和激烈性而言要大于前者。不过，两种形式均可被看成是一个单一、不平衡和充斥着矛盾的历史性转变过程。
对那些在经济上被整合到一个更为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生产与消费结构中的人们来说，当时间以经济方式受到压缩之时，政治与经济生存赖以反应的时间被缩短了。全球化的政治内容也有了不同。资本主义的另类社会组织方式起起落落。但是，20世纪也不仅包含国家活动规模和范围的增长，而且还包含了无产阶级化、多党政治以及民族-国家（现今是大小区域的政治共同体）的建设、崩溃与重建。在我们可以称之为资本主义全球化早期史（即20世纪前）的那个时期，绝大部分的跨国经济活动与贸易、原料的榨取，或者说与掠夺性的而非整合的生产或直接投资相关。尽管同一时期里全球化倾向在明显增强，但经济活动与政治社会生活的焦点基本上却依旧是"国家的"或地方的。事实上，当我们即将跨入下一个千年之际，这或许是我们时代的一种状况，其中政治生活和政治认同越来越趋于地方化和零碎化，同时也越来越趋于全球化和融合。
因此，20世纪资本主义全球化最好应被理解为一个广阔的历史性结构变化模式的一部分，它有助于塑造并赋予一个特定世界秩序类型以意义。它并非一个完善的，或者说充分实现的社会和政治转变。尽管二战以来的社会和经济进程及其连带的资本主义全球化（以及它理性化和社会合理化的特殊形式）有所扩张和深化（在科层制构成的国家形式、市场力量、占有性的个人主义与大众消费文化意义上），然而我们距一种最大化的普遍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尚有一段长路，那时的市场规训实际上是自主的，而国家形式的面貌渐渐彻底地被"市场化"和商品化了，社会认同和利益会随之渐渐简化为自我等于理性经济人这一公式。事实上，正如我即将指出的那样，在多种文明组成的世界当中，一种完善的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从形式上看不仅是一矛盾，而且是一种逻辑不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