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浮现的世界秩序包含着全球化与民主化之间的一个矛盾，鉴于本世纪所发生的广阔的无产阶级化与政治解放过程，如今这一矛盾比1900年或许显得更为剧烈。帝国主义时代，国家之所以被"国际化"，部分地缘于平衡权力的机制和国际黄金标准，以及既为宪政主义亦为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发展所必不可少的大金融集团（haute finance）作用。90年代，我们正在目睹着一个相似但又有些不同的过程，后者既包含着国家的内部重建，又包含着国家的全球化；这些因素与全球政治经济的改造相关，又是对后者的反应。当后福特主义的弹性经济开始取代规模经济、金融资本在市场自由化时代更趋流动之时，国家与资本均得到了新自由主义改造形式的重新组合。国家形式不是受到削弱，便是濒临崩溃；由再分配形式到更具国际竞争性的形式，期间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转换。
考虑到这一过程，Van der Pijl（1989）主张，"洛克式"的国家-市民社会形式开始得到传播并取代了更具国家资本主义特征的、集权的、以及实施调节的，或者说是"霍布斯式"的政治经济学。在一定程度上，当全球政治经济沿着新自由主义路线被重建之时，政治集权化的资本积累形式为间接的经济形式所超越。一个遵循英美洛克式自我调节原则组织起来的全球市民社会，愈来愈形成了基于全球范围的竞争模式。换个角度来看，正如刚才所指，洛克式的国家-市民社会形式之范围的扩张，意味着全球范围内一个向波兰尼（Polanyi，1957b）称之为一个自我调节的社会市场形式的转换。
如波兰尼指出的，在19世纪英国这一个案当中，市场社会的创制是一项史无前例的、革命性的发展，只要它暗示着将一切其余的社会和政治过程纳入到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创制和维护之中的话。它也具体地以能够实行并使创建市场社会的诸多措施得以巩固的一个强大国家为前提："自由放任本身得到了国家的加强[并包含]国家管理功能的一个大幅度增长，国家如今被赋予了一个能够完成自由主义的倡导者们所规定之任务的中央科层制"（Polanyi，1957b：139）。目前，这一潮流（或至少是自由主义政策宣称的目标）倾向于缩减科层制的规模，并使它的运作更"经济"或更有效，且浸透着市场价值（Mather 1993）。事实上，国家的作用得以如此的扩张，以致于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极力地阻止其运行规模的进一步增长。同样，国家机器在内部亦被重组，以便使其能对市场社会的扩张做出更为灵活的反映。[2]
这可能，或不可能暗示着一种相应的、以分权、私人财产之神圣与宗教宽容为前提的宪法形式（参阅，Locke 1965）。17和18世纪的社会大部分由宗教形而上学、独断专制、重商主义和合乎道德的经济所构成。如今的日常秩序则包含着一种市场形而上学及其微观机制、消费主义的物质主义和社会生活的理性化。此外，在近来的历史当中，财神的神化--圣经寓言，即财富或物质富足能够对恶与不道德造成某种影响--越来越取代了其它的神灵。"自我调节"的市场社会及其伴随的商品化进程，倾向于波及世界人口中较大的部分。
以我看来，这一倾向将不会毫无阻拦地持续下去。如上所述，我们参照波兰尼的《大转变》（The Great Transformation）一书，或许能够从中抽出历史上相似的例证。波兰尼论及了历史的"双重运动"。18世纪90年代以降的英格兰（或者在程度稍弱的欧洲大陆）一方面是服务于创建自由放任的"市场社会"而后扩展之的社会力量，另一方面则是既反对土地又反对劳动商品化的力量；这些力量从早期的商会延续到了欧文这样的乌托邦社会主义者、俾斯麦、Disraeli这样的保守改革者，以及寻求保护以免遭跨国竞争之严酷性侵害的企业。
以波兰尼看来，后一股力量的发展并不均衡，它凝聚在20世纪30年代应对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新国家形式的创造当中。撇开两个时期间存在的明显差异不管，与30年代相同，20世纪90年代的全球化矛盾激发了对看似自然和永恒的经济力量施以社会控制的行为予以重新肯定的策反运动。20世纪20年代，人们在恢复1914年之前的旧秩序方面做出了种种尝试，那时，枪船外交、帝国的傲慢、金融家的资本主义国际主义占取了上峰。全世界的工人们尚未联合起来。到了20世纪30年代，他们的确在某些地方实现了联合，但只是聚集在拒绝旧秩序的旗下，后者为食利者的资本代表的世界主义所支配。反抗的动员采取了多种政治形式--从美国的新法案到德国的纳粹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