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我之所以提到这，是因为借此向某些读者强调本章并非是对第三世界的特殊关注，如在华盛顿特区美利坚大学召开的本书预备会议上一位评议者所暗示的那样。如今，极端自由的经济学家和政治领导人均出自第三世界或与此有关，而我所试图予以描述的过程对第三世界社会造成了最为深远的社会影响。再者，显而易见，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新自由派和专制的政治领导人，反对西方政府试图为贸易协定附加环境和劳动标准的种种作法。这些极端自由派的标准反应便是，良好的全球劳动与环境标准实际上只是富裕国家伪装起来的保护主义形式，怀有削弱第三世界国家在廉价劳动和污染"忍受"方面所取得的比较优势的目的。
[6] 华盛顿当然也是世界最大的和最完善的军事-安全工具的指挥部，五角大楼、国家安全局和联邦调查局在全球的活动由此得以计划和协调。智能与计划部门获益于遍布世界的军事和智能基地和境外电子监听和保卫能力的设置。这些设施不仅为独一无二的美国监控能力所用，而且还服务于为迅速配置的军事力量和进行军事干预而建立的境外平台。这也提示我们，尽管官方已经宣布了冷战的终结，但是与战后时代相系的许多基础设施和机构安排依然存在。与此同时，随着前苏联军事机器的崩溃和混乱，美国成为了无人可以挑战的军事大国。美国领导人从海湾战争中认识到了上述变化，这场战争被美国国务卿詹姆斯·巴克称为美国卷入的战后第一次国际冲突。
[7] 根据很大程度上对公众争论保密的官方数字，1993年俄罗斯的死亡率猛增了20%。男性的平均年龄下降到了59岁，"远远低于工业世界的平均年龄和19世纪60年代以来俄国的最低点"，这主要是由快速增长的"杀人、自杀和冲突"所致。这与从1990年17.4‰到1993年19.1‰的婴儿激增状况一致。此报告出自人口社会经济研究所，其负责人把上述发展归因于一种"心理-社会危机"，其中"大幅上升的不安…对犯罪、困境和变化的担忧"引起了俄罗斯人口的大幅下降。所有的引文均来自J. Lloyd,"俄国面对表现为死亡率高涨的人口危机"，《金融时报》，1994，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