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尽管存在着种种其它的民主化迹象（即在一些官僚专制的资本主义国家如南韩和程度稍弱的台湾那里），右翼民粹主义与形而上学的和社会类型的原教旨主义复兴（在此意义上类似于19世纪30和90年代）却有了广泛的增长。许多前共产党国家已经出现了各种反动和专制的重要迹象，尤其是在常常由经济衰败所推动的共同体间的暴力和政治混乱频出的语境当中。在中国，随着19世纪70年代以来大规模、迅速的经济增长，商品化和民主化连带的诸多矛盾自然而然地纷纷浮出水面，其经济状况仿佛居于彻底失控的边缘。
无论中国还是七国集团的领导人们显然不能够容忍域内挑战现状的新生力量的兴起，不能够逆转无处不在的失望情绪和对"规范政治"的疏远，尽管如此，第三世界正在担负起自身生存的责任，而且开始行使反映其自身利益和认同感的社会选择。在此，我们看到，原本是防范性的反应变成了某种更为创造性的、参与的和有机的东西--一种形成了其自身责任伦理的发展。在第三世界的许多地方，在看似无能的人们对压迫他们的力量发动的默默革命（Cheru，1989；Scott，1993）当中，新型的政治正在形成（其中的一些相对隐蔽且超出了传统政治行为的概念之外）。看似无能的人们的另一力量标志，便是新式的地方政治组织和开始出现在穷人和边缘化群体（即北、南美和部分亚洲地区的土著）当中的多边主义。此外，许多国家还拥有多种形式的地方合作、协会和规划。在对外干预（部分反映着浓重的和平利益）、经济自由主义（即如反映在有关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关贸总协定批准事宜的争论当中）和环境事物（美国的非政府组织位于迫使世界银行能够对社会和环境产生反应的压力前沿）问题上，美国的公众舆论持续发生着纷争。重要的是，将这些地方和跨国机构连接到一个全球性的政治进程当中，使它们与劳工组织和全球市民社会的其它进步因素关联起来。这将会有助于为一种"新多边主义"奠定基础，它在1992年里约热内卢地球峰会和1995年哥本哈根世界社会峰会中得到部分反映（Gill，1994c）。
这些例证，特别是来自那些通常被认为遭受最大边缘化和排斥的群体的例证，强调了人类能够在一种集体政治意志形成得以展开的地方创造不同选择的能力。在此意义上，重要的是准确地运用漠视政治这个标签，将之用在真正表现出它的那些人身上。
但是，同样需要的是给予左派以更多的帮助，使他们能够创造出新的政治联盟和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的选择，从而为国家和市民社会的民主化以及新的权威国际化形式重新构筑一个更为合法的基础。这个问题极为复杂，它不仅包含对物质力量的重组，而且还包含对发展新制度结构与长时间构架的资源和能力的动员。以上热情的核心在于一种责任伦理，以及对存在于不同社会与文明之内或之间的差异的容忍。我们需要从对抗新自由主义力量的防卫同盟和冲撞的一种毋宁是经济主义的意义转向一种超越物质主义消费与无情竞争之上的世界社会的新形式上来。这里存在着一种创造一个更为合作、平等、公正和持久的世界秩序模式的需要。仅有反抗的观念是不够的。左派的眼界应当更为灵活、更富于创造性，因此亦更具革命性，即使它要受制于在可能的范围内运作的需要。在过去的20年里，传统左派常常失败在不能于民主问题上引领潮流--部分地因为左翼党派和政府的许多组织的和政治的结构自身本质上是精英主义和集权主义的。在此意义上，左派力量需要革新，需要更为认真地对待他们对自己所要代表的民主原则的介入。此乃超越一种纯经济的、防卫的和毋宁是眼界单一的政治，走向一种更趋完善的、可能的和可欲的世界秩序观念的前提条件--民主的一种全球化形式。
这并非意味着对无法实现的乌托邦的寻求，尽管它的确意味着一种不全囿于防卫心态的思考形式。可能的界限不受"寡头政治之铁律"的约束，不取决于正在走向全球化的跨国资本的精英们。尽管全球化精英中的一些核心知识分子相信他们是这个星球未来的保证，是"可持续增长的公共之善" （Nye在1991年为三边会议提出的报告；参看吉尔，1994b：189），但他们所希望统治的大众既非懒惰、无动于衷，亦非对自身的命运漠不关心。再者，这不仅仅是在最近的全球政治经济重组过程当中遭受苦难的工人和农民--成千上万的企业在1989到1992世界性萧条之中也纷纷走向破产。举例来说，在经济主义的或曰"公司"的分析层面上，一些企业部门需要不仅使其免受国际竞争而且使其免受市场不稳定性影响的保护，以便为长远的、高花费的固定投资制定规划，允许工人培训和创造更灵活的网络这样的事情得以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