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十年中，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以日益抬头的军国主义和不断加深的不平衡、不安定为其显著的特征。这两个现象之间存在着根深蒂固的联系。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需要考察半个世纪以来世界经济的历史性变化：一个以美国霸权为标志的时期。
在当前、70年代中期、1870-1913年、包括一战期间等几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之间，有某种确定的相似之处。我们把1870-1913年阶段称作全球化的第一阶段——世界经济作为一个不受束缚的独立实体的上升阶段。当前的时期则构成了全球化的第二阶段，不仅包括商品和货币形式的全球化，而且还是执行生产职能的资本的全球化，也即生产过程本身的全球化。
这个发展有很多的方面，我们最感兴趣的还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权力的关系，尤其是美国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在对于全球化的分析上，第四国际(ICFI)明确的反对那些认为民族国家已经变成不相关的经济个体的说法。
我们一直在强调，在每个发展阶段上，第二时期全球化进一步加剧了世界经济和单一民族国家体系之间的矛盾。
在1991年，我们写道：“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原有的差异正在被抹煞，现代的跨国公司不管它的总部在哪里，都被卷进了一场争夺世界市场统治权的生死攸关的争斗之中。但即使是民族国家客观上失去了经济独立重要性，它为资本家之间不同派系所扮演的争取世界霸权的斗争的手段——政治-军事机器异常的强大起来。这个事实最明显的说明一场新的世界灾难正在加速酝酿之中。”(《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殖民主义》，第四国际委员会宣言第11页)
世界大战
总体上说，国际帝国主义者之间的冲突起源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权力和世界经济发展之间的复杂关系。
19世纪中叶，新生的资本主义还处于上升期，那时是英国的全盛时期。英国是世界的生产工厂。但随着1871年德国的统一，随着内战结束后美国正在扩张的国内市场的建立，随着19世纪70年代大萧条的到来，意义深远的变化产生了。到19世纪末，美国和德国出现了新的工业和企业的组织形式，新的工业权力登上了历史舞台。德国的崛起意味着对英国在欧洲大陆统治权的挑战，这种情况自从拿破仑战争时就出现过。在大西洋的另一边，美国新的工业组织形式(所指应为“托拉斯”，译者注)的出现和国内巨大市场的开辟已经向世界预示了美国在未来的世界霸权。
主要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不断增长的矛盾在一战中彻底爆发出来。英国完全有击败德国的实力，但是巨大的战争耗费使它失去了金融霸主的地位。1914年以后的时期中，一笔巨大的资金从大西洋的一边转移到另一边，英国和法国在美国的投资也被清算用来支付战争支出。仅仅在几年之内，财富的转移不仅抵消了美国以前亏欠欧洲的所有债务，而且使美国一跃而成为债权国。1914年美国海外总投资为25亿美元，1919年就翻了一番多，变成了70亿美元。同一时期内，外国对美的投资从72亿下降为33亿美元。
在战争的过程中，全球经济权力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原有的以伦敦为金融中心、以黄金为基准的全球贸易的体系再也无法维系下去。以英国为金融权力象征的战前经济体系，严重的被削弱了。
战争的后果之一，就是在威尔逊和他所主张的“十四条”领导下的美国试图建立自己权威之下的欧洲体系。但是美国不得不面对十月革命的挑战。经济上改造欧洲，就必须彻底清扫原来德国和欧洲轴心的力量。然而最后的胜利者，却不是美国，而是布尔什维主义。就这样，美国只得和旧有的欧洲势力在凡尔赛谈判上结成联盟。但是这也意味着欧洲经济生存空间被严重压缩了。
距离一战开始仅仅13年，在1926-27年，欧洲的生产才刚刚恢复到战前的水平。但是影响不仅发生在欧洲，战争揭示了世界经济主导权已经转移到了美国。此外，美国参战、及重组欧洲的努力证明了美国资产阶级不会仅限于它的巨大的国内市场。资产阶级要进行扩张，美国资本和生产就一定要在全球范围内发展起来。但是在欧洲严格控制的国境线、关税、协议及其他限制上占领那里的市场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就是导致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大萧条的矛盾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