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与新文化运动极力追求和维护的学术自由背道而驰，广东国民政府成立之后，便系统的堆行「党化教育」的政策。戴季陶出长中山大学，亦与北大背道而驰，大声疾呼要「实施大学之党化」，说「吾党所持之原则在以党建国，则大学政治训育之必施党化主义，至无疑义。」不仅如此，他还要求「大学之一切学问的研究应造成科学的党化，俾一切科学之发展，皆能完全为革命的发展而存在。」（23）
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的上述作为有两个渊源。
史家们早已指出，这些反民主、自由的制度和思想，好些直接抄自苏俄。例如，它的「以党治国」和遭到毛泽东猛裂评击的「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法西斯主义」（24）体制，显然是苏俄体制的仿制品。苏俄的专制是沙俄的遗产与马列结合的产物。它与主要渊源於西欧、北美而以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民主主义和科学（理性化）为主要诉求的新文化运动大相径庭。
不过，国民革命中确立的这些体制和思想是以深厚的本土资源为根基的。民国元年，临时参议院制定《临时约法》，为民国推行宪政提供了依据。在反对袁世凯和其后的北京政府的门争中，孙中山曾一再以维护《约法》相号召，可是，他设计和推行的政治体制和政治进程，却是践踏《约法》的。例如，早在新文化运动起之前的1914年，他手订的《中华革命总章》规定「自革命军起义之日至宪法颁布之时，名曰革命时期；在此时间之内，一切军国庶政，悉归本党负完全责任。」并宣布「凡非党员在革命时期之内，不得有公民资格。」（25）正因为袁世凯等人破坏民主共和制度，才必须反对他们，才要「护法」，孙中山作为一个政党的领袖，却以「革命」的名义，取消了其他政党参加政治活动的权利，甚至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以上的国民的公民权利（中华革党是党员人数微不足道的小团体），其对《临时约法》和民主、自由的蔑视，可谓登峰造极。民国成立后，他要推会长时期的所谓军政、训政，甚至在筹备自治是,规定人民「誓行革命之主义者」（26）方得进行迁举，这也是於法无掳，而后果极坏的。孙中山的这些思想，无非是中国本土专制主义的遗毒，而他的这些言行又是他和他的追随者与苏俄合作的基础。下视这个情况，才会对国民革命和国民政府有全面的了解。
总之，国民革命是国民党固有的传统加苏俄和中共的支持与合作的产物。这一类「政治激进」的恶果，应该从中俄两方的传统中去寻找，而不应归罪於新文化运动。
政治激进思潮泛滥的原因
说明政治激进主义不是新文化运动的成果之后，仍有一个问题必须回答：为什么在二十年代，政治激进主义会成为群众性思潮？国民党内有激进的传统，但自发动「二次革命」后，不少国民目之为「过激」和不切实际,支持者不多。在党内，孙中山虽然仍是威望最高的领袖，但水赞成其主张者大有人在。辛亥革命的三次大门争（反袁、护法、改组国民党进行国民革命）党内都有严重的分歧和分裂，国民党已寅变为实力不强，影响不大的政治组织。但是，国民革命帮助国民党扭转了被动局面，吸引了不少年青人，成为波及全国的群众性性思潮，并取了基本统一全国的实绩。与此同时，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袖陈独秀和其他影响大小了一的人物也成了国民革命的重要参与者。为什麽会形成这样的历史现象？原因非常复杂，有待反复研究。窃以为以下几个因素是不能忽视的：
第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思想变迁。
十九世纪中国社会精英思考和办论的中心是要不要学西方。甲午战败特别是进入二十世纪以后，学什么和如何学逐渐成了精英们关注的中心。二十世纪中国的思想家和政治家面临一个共同的难题：如何看待资本主义的黑暗面？
在本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面料资本主义世界的缺陷。梁启超要与共和「长别」；孙文则权想「三民主主」，冀图「 毕其功於一役」。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公理战胜强权」的幻觉尚未完全消褪，光怪陆离的现实又带来新的困惑和激愤。他们纷纷探求在人间营造理想世界的新路。直至1919年底，陈独秀执笔写成的《新青年》「全体社员的公同意见」，响往「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是诚实的，进步的, 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用浪漫的笔调描绘了一个虚无缥渺的天国；并表示：「我们主张的是民众运动社会改造，和过去及现在各派政党，绝对断经关系。」（27）